2019年12月18日，EAA访问研究员昝涛老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101号馆11号教室进行了演讲。本次演讲的主题是“近现代中国人眼中的土耳其”。EAA副院长石井刚老师（东京大学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

昝涛老师首先指出，相比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他的研究对象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和土耳其对对方文化和国家的“认知”，本次演讲则集中于中国对土耳其的认识这一方面。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出现过突厥—鲁迷（“罗马”的音译）—土耳其等称唿，古代“突厥”作为一个部族或政权的名称，本是一个专称，但可能是由于突厥汗国的影响以及信息的模煳，在波斯-阿拉伯的这个知识系统中，“突厥”被发展成为对内亚游牧民族的一个泛称或概称（西方也是如此），后来，这反过来也影响到说突厥语的不同部族或族群的自我认知。而这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里对“突厥”的更为具体化的认知是很不一样的。实际上，由于接触和交往的程度更深、情报系统更为发达，古代中文史料的记载更为准确，可与19世纪末以来被释读出来的古代突厥语资料相印证，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反映到后世的国际学术话语之中。

话题回到近代。奥斯曼帝国自1789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近代意义上的改革，但同时受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帝国中央的统治力减弱，领土问题、内政外交问题频发。这令19世纪末的康有为等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同情。1905年日俄战争的影响，以及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恢复了奥斯曼帝国的议院制民主政体，奥斯曼土耳其又成为了中国人进行政治改革和种族革命的参考。1920年代，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也一度成为落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典型，土耳其一时成为民国精英政治言论界的热门话题，从现代化（modernization）角度研究土耳其的着作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坚持阶级分析法的左翼精英则基于土耳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当时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势，对其进行了有选择性的肯定和批评。

昝涛老师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绝大部分实际上是在对对方缺少直接了解的情况下形成的，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内政治社会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时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世界局势的问题意识，以及作者个人的特点，昝涛老师通过对典型文本的细读，给我们展示了这一特征。与此同时，昝涛老师从思想史的角度介绍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各类翻译着作和普及读物的出版与流行，其与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发展、人民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解的热望与当下知识生产水平的关系，以及这其中商业操作的特点。

提问环节中，参加者积极发表评论和提问。针对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昝涛老师进行了仔细回答。他认为，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伊斯兰教问题类似中国近代的传统（包括儒学在内）问题。当中有三种值得关注的倾向：第一是现代—传统的对立，伊斯兰教被视为现代化的反面被批判和边缘化。但同时伊斯兰教又和救国问题相连，因此在新生的民族国家中也积极利用伊斯兰教塑造国民身份，特别是土耳其与希腊进行国民“交换”时便以是否是穆斯林为标准。第三是少数的原教旨主义派。从历史上看，凯末尔等一代人在土耳其共和革命后，把宗教置于政治管理之下，制造了非宗教的公共性。但这一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开始遭遇挑战，1996年尤其是2002年以来，出现了保守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执政的情况。石井老师对此评论，土耳其在这一问题的立场也与近代日本的国家神道类似，这应当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话题。

正如昝涛老师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土耳其研究是在“现代化”研究的范式下开始的，这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对现代化本身的研究并没有过时。近年来，有关东亚各文明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比较兴盛，而土耳其作为一个既非“西方”又非“东亚”的现代化案例，可以为我们更好地思考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提供参考和借鉴。

报告：胡藤（EAA 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