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下午14：30至17：00，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罗岗教授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了题为“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反思”的演讲。罗岗教授首先概括了1980年代至200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即分别由1980年代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所代表的“革命”与“现代化”对峙的范式、1990年代美国学界的青年学人为主力而形成的“再解读”思潮所代表的“现代性”范式、以及二十一世纪以后出现的包括“一体化”（洪子诚）、“反现代的现代性”（汪晖）、“危机/反危机”（蔡翔）在内的多种突破既往研究框架的范式。罗岗教授强调，在这些研究方法的变更过程中，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和把握，始终是研究者借助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无论是李泽厚关于“五四运动”的解释，还是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于前现代思想的阐释，都蕴藏着一种整体性地理解中国思想历史状况的努力。

罗岗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与此同时，在罗岗教授看来，“重返八十年代”所代表的“历史化”过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新时期”的契机：所谓的“1980年代”应该在哪一年开始、哪一年结束，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纪年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文学、政治、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思想史问题。罗岗教授以自己与蔡翔教授、倪文尖教授的“三人谈”为例说明，“1980年代”的“前三年”恰恰要回溯到1970年代末，而“后三年”则要延伸至1992年的“南巡讲话”。更进一步，如果仔细辨析“八十年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如北岛和汪曾祺），不难发现以往文学史强调的“八十年代文学”与所谓“十七年文学”之间的断裂性，其实恰恰掩盖了两者之间在语言、技法乃至表述上的连续性——不管这种连续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另一方面，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学科化、专业化的全面发展，越来越难以形成一种具有代表性、乃至对其他学科形成方法论和视野上的影响的研究范式：尽管近些年来，例如“社会史视野”的研究方法试图以回到历史现场和细节的方式重新建立文学文本（尤其是“十七年文学”）和日常社会之间的关联，从而为重新打开这些文本的内在丰富性寻找契机，然而这些研究方法很难对于其他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也在自身内部重新引起了历史和文学、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难题。

在讲座最后，罗岗教授从文学生产方式的角度提供了另一条涉及文学文本之“物质性”的思考线索，他将其概括为“媒介考古学”：在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候，以往不太被研究者注意的问题是文本的呈现媒介和它所面对的受众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文本究竟是以书籍、绘画还是广播的形式传播，文本所面临的对象是识字的都市大众还是农村的不识字百姓，这些看似与文本内容无关的要素深刻影响了文学文本产生的历史意义和它们在具体政治历史环境中扮演的角色。而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来看，二十一世纪以降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和近些年收获大量读者的“科幻文学”恰恰在媒介的“民主性”层面上与二十世纪大量面向普通大众乃至不识字农民的文学文本有着隐秘的可沟通性。

在提问环节，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岛隆博教授提出了“历史化”和“考古学”之差异的问题，以及“文学性”如何在如今的“社会史视野”的研究中得到确认和普遍化的问题。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铃木将久针对如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研究”倾向提出了问题，即如何培养年轻学者和学生的史料意识。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田中有纪准教授则提出了关于过去二十年内日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否有对应范式、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是否对日本学者产生影响的问题。对此，罗岗教授一一给出解答，并强调认为，“历史化”的碎片化和“史料研究”的琐碎化倾向正在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尤其在如今“大数据”使得研究者可以相对容易地接触到各种报刊杂志的环境下，“还原历史现场”似乎正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然而，罗岗教授最后提醒说，史料研究的前提在于遗忘和筛选：史料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事无巨细地复制某个历史现场，而恰恰是在遗忘的前提下赋予意义、确立价值。

报告：王钦（综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