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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研究项目

一高中国留学生与101号馆历史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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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場2


接收清国留学生之始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身是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一高)。其前身第一高等中学校前后经历了官立东京英语学校与东大预备门时期,于明治19年(1886)建校,明治27年改称第一高等学校。

四年后,明治31年11月,狩野亨吉(1865~1942)就任校长。由于一高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历史始于狩野任校长时代,因此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所藏狩野亨吉文书中收藏了一系列清国留学生的相关史料。

一高接收清国留学生发轫于明治32年9月,当年接收了浙江省出身的8名留学生为旁听生。狩野校长在一高开学典礼上亦曾提及此事。当时一高尚在本乡弥生校区(今农学部所在地,昭和10年(1935)迁来驹场)。明治37年1月,又有37名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生受清政府派遣入学一高。记录表明,留学生学习课程、寄宿寮规约等仿照日本学生,还在轻井泽接受了暑期讲习以作补习。本章将通过狩野亨吉文书中的报告书、备忘录等,介绍一高接收中国留学生草创时期的情况。

此外,这一时期其他学校也开始接收留学生。鲁迅(1881-1936)的《藤野先生》(1926年)开头便描绘了留着大辫子的清国留学生聚在上野满开的樱花树下的场景,据说写的便是弘文学院的学生们。弘文学院是明治35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1860~1938)应清政府要求创建的,鲁迅自己也在此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去年大河剧《韦驮天》第6集“江户日本桥”亦表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嘉纳校长(役所广司扮演)为在学的清国留学生设身考量,说服他们打消回国念头的一幕。

东京大学现正开展“构建东京大学数字档案事业”,得益于科研经费的资助,本次展示史料的一部分已经完成数字拍摄工作。今后我们将在充分考虑到个人信息及隐私问题的基础上,对相关史料进行依次公开。

(田村隆)

1.一高开学典礼致辞
明治32年狩野亨吉就任一高校长后首次出席的开学典礼。致辞中有“去年余就任之际”之语,因此可知是其就任(明治31年)次年,即明治32年的致辞。当时开学时间是9月。致辞中提及本年一高开始接收清国留学生(该年度共有8名旁听生),并号召“今年初次允许支那留学生入学本校,诸君尤应注意善邻之道,不可有缺。”但参照《校友会杂志》第89号(明治32年9月30日)所介绍的校长训词,其中并无此段,文章整体亦有异同。因此推测该文可能经过大篇幅的推敲改写。

 

2.《校友会杂志》第90号
本号《欢迎清国游学生入寮并致其书》表示,日本素来学习中国文化,“校友诸兄、寮生诸子”对留学生应努力祛除“其偏狭之见解”,“诸子若对清国游学之诸子有所腹诽,望开诚布公,直言披沥,切勿藏而不发,此实吾人之欲倾听者。忸怩踌躇,自生隔阂,我自治寮所严禁者。为诸子计,断不可取也。”文中“踊跃为善邻之游学生计”一语,或取义于一月之前狩野校长的致辞。

明治32年10月30日

 

3.《清国京师大学堂留学生第一年报告书》(草稿)
明治37年狩野校长致文部大臣久保田让的有关清国留学生的报告书。“日语教学系教科书教学与口授并行,如留学生有难解之处,则用清语加以说明”——除各科教育方针之外,学科考试部分还记录了委员的姓名,“英语”为夏目金之助(漱石),“日语”为杉俊介(后任一高校长,《我是猫》中津木针助的原型)。通过“修学旅行及游览”部分可知留学生们曾游览上野公园、动物园、“各省官衙”等附近的观光地,并至镰仓、小田原、轻井泽等名胜旅行。关于留学生的健康问题,则有口吃学生“六月十五日至三十日,为矫正口吃,借宿伊泽修二宅”的报告。伊泽修二(1851~1917)以《小学唱歌集》著称,是有名的口吃研究专家。

リンク:狩野亨吉文書

 

4. 《校友会杂志》第133号
《清国留学生入校》一文引用狩野校长在一高伦理讲堂的训话:“一月十六日狩野校长与全体学生聚会于伦理讲堂,告之以详情,晓谕曰……今日之事实不独为清国发展之新纪元,亦未尝不关我国百年大计。愿一千校友诸君开怀以迎千里负笈之客,坦诚相待远来三十之友”。参照前文介绍的报告书中“训示”一项记载“向一般留学生训示修学心得二次,其一在开学之初,其二在编入本校学籍之前”,可知本号刊载之1月16日的训话乃是第一次。

明治37年1月31日

 

5. 留学生教科书一览
附 《英語文法会話作文》(A Text-Book of English Grammar, Conversation and Composition.)
记录在第一高等学校用纸上的留学生用教科书一览。单页者有“明治三十七年清国京师大学堂留学生教科用书”、“七月以前日语科”字样,列举了坪内雄藏(逍遥)著《国语读本》、藤冈作太郎《日本史教科书》、岩谷季雄(小波)《瘤取物语》等。装订成册者则有“九月以后之各教科书”一页,分科记载了留学生的姓名,并列出了各科教科书。展览展出了其中一册《斋藤氏英语会话教科书》。德语(独乙语)教科书为《第一高等学校文学科教员选定独乙语读本卷之一》,即自编教材。上述教科书的一部分已在“国立国会图书馆电子图书馆”公开,可供参照。

 

6. 留学生钟赓言致谷山初七郎书札
钟赓言之名见于报告书“第一部速成”所属学生,其成绩亦记录在“月次学期试验成绩表”中。书札的内容是钟赓言向谷山请教现在所用之英语读本修完后,应用何种教科书一事。“我等读完此书后,希望学习《斋藤会话语法》,以替代读本第三册。”《斋藤会话语法》应当就是上文所说的斋藤祥三郎编《英语语法会话作文》一书。文末“森先生”或为英语教师森卷吉。信中提及“其会话语法即现在五岛老师向一部分人所授者”,可知此书评价颇佳。该书绪言云“本书面向学习英语半年至两年以上之人,为方便其同时学习语法、会话、作文诸科所编”。

 

7. 暑期班讲师启程及授课开始等预定
报告书记载:“为贯彻前述目的,特此废除暑假,继续授课。信州轻井泽土地高凉,有益卫生,适宜学习,故于彼处借用宿舍教室”。7月13日留学生30人自东京出发,抵达轻井泽,15日开始上课。对照报告书所记行程,泽田讲师(泽田吾一)授课“数学12小时”,“七月十四日自东京出发,次日授课”(与报告书记载相符)、“七月十九日晨授课结束即归京,二十二日又至轻井泽,同日开始授课,共四次。”

リンク:狩野亨吉文書

 

8. 自费留学生月费收据
自费留学生月费收据,两张皆为明治38年3月3日学生监督谷山初七郎发行。其中一张为“自费支那留学生李福恒二月份月费”15日元,另一张为“支那自费留学生王荫泰一月、二月两月月费”6日元。由于两人均为自费留学生,姓名并未出现在官费留学生报告书之中。王荫泰之名见于其他展示柜中之名册(志愿学科工科)。一个月月费差距如此之大,令人不解,或出于学年、课程、所学科目之差异。

リンク:狩野亨吉文書

 

9. 《清国京师大学堂留学生第二年报告书》
第二年度(明治38年)报告书。展示部分与留学生饮食有关:“寄宿寮内饮食已改为日本料理。学生借宿民家,基本饮食皆是我国料理,故已成习惯,并无何等不便。”“有关归国一事”则报告了今年暑假希望回国之留学生甚多,将对继续去年实施轻井泽暑期班造成影响,回国旅费亦成问题。明治38年6、7月回国学生18人,其中就有前述书札的作者钟赓言。

リンク:狩野亨吉文書

 

10. 《朝花夕拾》所收《藤野先生》
鲁迅《藤野先生》开头如此描绘清国留学生:“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5次印刷))他们并非一高生,而是嘉纳治五郎(1860~1938)创办的弘文学院速成班的学生,鲁迅亦曾在该校就读。

(解説執筆:田村隆)

接收清国留学生的准备与斡旋

甲午战争(1894-95)后,清政府为刷新国政,引进新学术,于光绪24年(1898)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同时,日本作为学习西方学术较为便捷的留学地受到了关注。明治31年(1989)5月,浙江省派遣留学生抵达东京,6月23日,姚锡光、黎元洪(后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自清国来一高考察。以此为契机,清国学生开始留学一高。现存的书信群反映了当时狩野亨吉校长为接收留学生与相关机构人士交涉的情形。

上述浙江省派遣的留学生先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高楠顺次郎(1866-1945、佛学家)创办的日华学堂接受了预备教育,次年(明治32年)9月入学一高。在此之前,6月高楠曾致信狩野,请求就接收留学生一事面谈。章宗祥(1879~1962)就在这一年的留学生之中。他从日华学堂入学一高,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归国后任教京师大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司法总长、驻日公使等要职,留名中国近代史。

明治37年(1904)的清国官费留学生则是清政府从京师大学堂学生中择优选拔的,一部分派往欧洲诸国,一部分派往日本,目的在于培养他们如章宗祥一般,回国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教师。此次派遣由章宗祥负责带领留学生赴日,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师服部宇之吉(1867~1939、中国哲学家)、岩谷孙藏(1867~1918、法学家)负责选拔学生、起草留学生章程、与清管学大臣交涉等事务。服部、岩谷向狩野传递清政府的动向,狩野则向服部等人汇报留学生的情况。如官费生曾仪进欲将学费移作家用一事,服部借此向学务大臣请求向贫困生家庭提供援助,狩野则批准曾缩短留学年限,助其提早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狩野与服部、岩谷在日清两国间斡旋,为留学生完成学业提供了便利。

以上主要描述了省、清政府等官方机构派遣留学生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多名自费留学生曾入学一高。如京师大学堂学生施恩曦、叶克敩未能入选官费生,决意自费留学,服部为此向狩野开具了介绍信。这些自费留学生的情况在《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1939年)等先行文献中有所缺失,尚待今后的研究。

出展資料翻刻(PDF)

(川下俊文)

1. 高楠顺次郎书札
一高首次接收清国留学生之前,日华学堂总监高楠顺次郎请求与狩野亨吉面谈的书札。信中并未说明具体事项,只言有“紧急”事宜相商。9月新学年伊始,留学生入学一高为听讲生。高楠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梵语学讲座首任教授,次年(明治33年)兼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明治31年,高楠负责接收浙江省派遣留学生,并以此为契机创立了日华学堂,与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弘文学院一样,为广大清国留学生提供了日语与通识教育。

明治 32 年 6 月 5 日 第 16 函タ 18-E1

 

2. 章宗祥书札
章宗祥明治32年入学一高,明治37年作为留学生领队再次来日,与狩野等一高恩师叙旧。这封书札便是当时的答谢信。章宗祥是清国留学生就读一高、帝大的第一人,归国后任京师大学堂进士馆(面向在任官吏的教育课程)教习(教授),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司法总长,后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在民国8年(1919)的五四运动中,章宗祥由于亲日政策饱受抨击,退隐政坛,成为了一名实业家。值得一提的是,继任章宗祥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正在明治37年的留日学生之中。

明治 37 年 2 月 12 日 第 17 函チ 9-E10 

 

3.  服部宇之吉书札(1)
派遣官费留学生31名入一高时,服部向狩野寄送的参考资料,包括留学生章程与京师大学堂的考试成绩表。他在信中殷殷叮嘱狩野,要注意避免使留学生感受到不公或“误会”,又留学生学力各异,教育上应“适当变通”等。服部自帝国大学文科毕业后留学北京,亲历义和团事件,曾困于日本公使馆避难。留学归国后任职东京帝大文科教授,在职期间,明治35年(1902)就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与岩谷孙藏共同负责大学堂方面派遣留学生的事务工作。

明治 37 年 1 月 7 日 留学生 01-006
LINK:狩野亨吉文書

 

4. 京师大学堂官派外洋留学生章程
史料3的附件。有关留学生选科与生活等各方面的规则,服部参与了起草。规则多次强调官费留学生的使命,如选拔标准中“忠君爱国之诚”一项(第二条),留学中无论何种状况都不可忘记“国家”二字(第九条),归国后依据留学年限应服从管学大臣之命令,完成“当尽之义务”等。另狩野亨吉文书《清国京师大学堂派定留学生相关文件》一册中收录有取缔清国留学生(政治活动)的《约束游学生章程》,以及规定留学生归国后聘用方针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日语译本,可与本史料相互参照。
※「清国政府制定 約束遊学生章程/鼓励遊学畢業生章程 訳文」狩野亨吉文書 コマ2~7

明治37年1月以前 留学生01-006
LINK:狩野亨吉文書

 

5. 服部宇之吉书札(2)
服部向狩野报告与管学大臣斡旋留学生事务的书札之一。官费留学生曾仪进欲临时回国将下发的学费补贴家用,向管学大臣申请被驳回。此事经新闻报道,管学大臣震怒,训令“此人所请留学生学费一事至为荒唐,今后再有此事,应将其尽速送归大学堂接受处分”。服部一面认为此事已告一段落,一面则告知狩野,预备向管学大臣提出应从根本上解决留学生的经济问题,由国库补助家庭贫困的留学生。由史料6中所见,曾仪进提出了缩短留学年限的申请,参照本史料可知其背后的经济原因。此外,书札后半服部则告知了某政府权贵希望将其外甥送往日本留学,望一高接收,称“为日本计,他日利不在少”。对此狩野留下了表示了积极态度的回信草稿,但由于该人姓名不详,其后动向亦无从知晓。

 明治37年9月27日 第 20 函ハ 39-E5 

 

6. 岩谷孙藏书札
官费生延长、缩短留学年限原本需经管学大臣许可(留学生章程第五条),本史料中管学大臣则将年限变更的许可权全权委任狩野,但要求其注意年限变更仅为特例,不得成为今后惯例。曾仪进缩短留学年限的申请因此得以批准,次年(明治38年)9月入学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现存还有同时升学的5人的联名信(下一展柜、史料7)。明治35年(1902),时任京都帝大法科大学教授的岩谷与服部宇之吉同时就任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总教习,与服部共同担任了派遣留学生的事务。

明治37年9月28日  第 8 函イ 179-E1

 

7. 服部宇之吉书札(3)
京师大学堂学生施恩曦未能入选官费留学生,决意自费留学日本。服部向狩野开具了介绍信,推荐施与官费生一起入学一高。同一天服部也为京师大学堂自费留学生叶克敩开具了同样的介绍信。后由于官费留学生有一人病逝,施得以在明治39年(1906)2月升级为官费生。如下一展柜所示,在明治37年1月入学的清国留学生中,自费生(含施、叶)共有5人。通过当时出版的《第一高等学校一览》所载在校生名册,可知还有其他多名自费生曾入学一高,但其动向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明治37年1月11日  第 20 函ハ 39-E14

(解説執筆:川下俊文)

清国留学生的学业

清国留学生在一高受到了哪些教育?本章将通过当时的校长狩野亨吉致文部省的报告书及其他史料详细解读。

明治37年(1904),一高接收了清朝正式派遣的公费生31名与自费生5名,共计36名留学生。他们为了升入帝国大学而留学一高,来日不久便全员入住学校宿舍。经过学力测试,留学生根据日语日文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组。为了与本科生同班听讲做准备,在9月正式编入一高之前的半年里,他们先在单独的班级中着重加强日语的学习。最初每周课时甲组日语、日文、体操三科共20小时,乙组、丙组18小时。4月根据志愿学科不同加入了数学与历史,夏季则取消暑假,在轻井泽继续授课。

至于9月以后的班级,据《第一高等学校一览 明治37-38年》记载,全体“外国人特别入学生”与本科生同班在读,但参照狩野的报告书,实际上除与本科生同班者之外,还有希望延长留学年限的学生组成的延长班,以及希望早日升入帝国大学的学生组成的速成班。不同班级每周课时各异,学校委托教师为留学生进行了特别授课。以第一部第一年一组(英法科)为例,与本科生课程相比,本科生每周共30课时,留学生仅有23课时,但除个别人外每周额外增加6或8小时的日语科,总课时与本科生大致等同。下一年度(明治38年(1905))9月,除一名学生不及格外,其余学生均顺利升级,一年级升为二年级,延长班升入一年级,速成班则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或京都帝国大学选科。

由于狩野亨吉于明治39年(1906)4月调任京都帝国大学,我们无法通过狩野文书探寻清国留学生其后的动向。但依据《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1939年)记载可知,归国后张辉曾任司法总长,王桐龄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余棨昌任大理院庭长,朱深任大审院总检察长。景定成则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有关活动可参见其著作《罪案》(国风日报社,1924年)(日语摘译:景梅九(景定成笔名)著、大高岩・波多野太郎译《留日回顾——一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半生》东洋文库81,平凡社,1966年)。

(鶴田奈月)

1. 留学生名册
明治37年(1904)来日清国留学生32人的名册。名字上有○记号的5人为自费留学生。全员均为京师大学堂学生,但在“学位”一项之下区分了“州判 知州下属第二位之地方官”、“举人 乡试及第者”等,其身份、年龄各异。“学科”一项之下则记录了学生留学以前在京师大学堂所学的课程内容。名册中未曾记载的4人姓名与晚到学生的姓名一致,可知本名册是在1月17日32人入住宿舍后至2月1日迟来学生抵达之间制作的。

 

2. 学力测试 听写答卷
明治37(1904)年1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学力测试答卷。现存32份,与名册同样没有迟到的4名学生的答卷。答卷中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形式并未统一,不知考试是否有所指示,但通观全部答卷所写文章一致,应当是根据考官朗读的文字听写而来的。答卷分差甚大,可知留学生们的日语水平参差不齐。

※出于隐私考虑,在此不予公开。

 

3. 《清国京师大学堂留学生第一年报告》
明治38年(1905)1月一高校长狩野亨吉致文部大臣久保田让报告书的油印版,详细报告了明治37年清国留学生授课日程等情况。除报告书外,资料中还编入了游学生章程译文、京师大学堂考试成绩表、各科考试成绩表、特别班及各班级分配情况、学科及年限志愿与变更一览等文件。报告书虽然完全没有提及自费留学生的名字,但上述文件中自费生则与官费生同样有所记载,可见在实际事务上二者并未有所区分。

 

4. 《登浅间山观喷火口》(《校友会杂志》第167号)
清国留学生范熙壬向一高生编辑的校内杂志《校友会杂志》投稿的游记。通过开头“甲辰八月二十四日”可知,该文为明治37年(1904)暑期班博物学课登浅间山时所作。浅间山之行在景定成的自传中亦曾出现。《校友会杂志》除本文外,还不时刊登了其他留学生的文章,如周宣《旅行江岛镰仓横须贺房州日记》(第136号、明治37年4月28日)等。

明治40年5月30日

 

5. 清国留学生书札1
清国留学生朱献文呈校长狩野亨吉的书札。从“明年秋间送入西京大学”一句可知书札当作于明治37年。文中“西京大学”即京都帝国大学。朱献文为速成班学生,明治38年(1905)升入法科(选科)学习。文中体现了朱以三十岁之龄苦学“西文”的情形。朱献文学习了两种外语,这在留学生中亦属罕见。此处所指或为英语,或为德语,抑或二者皆有。

明治37年(推定)第17函チ-9-E-44

 

6. 清国留学生书札2
清国留学生杜福垣呈校长狩野亨吉的书札,以自身学力不足为由,请求暂缓升入二年级的留级申请。有关此事,狩野亨吉在明治39年(1906)的报告书中记述如下:“二年四组(德意法科)一部分学生申请延长留学年限,留级一年,然其学力概与本国学生并驾齐驱,故不许其请。”不论清国留学生第一年考试成绩如何,一律令其升级。

明治 38年8月21日 第17函チ-9-E-23

 

7. 清国留学生书札3
升入京都帝国大学选科的5名速成班学生抵达京都后报平安的书札。信封上虽未写明日期,观其内容,当为入学帝大前夕所作。送信人中4人升入法科,1人升入医科学习。狩野亨吉次年亦调任京都大学。目前尚未知晓他在京都与留学生的交流情形,但可知狩野在明治41年(1908)收到了同一批学生的联名贺年片。

明治38年9月(推定)第17函チ-9-E-43

(解説執筆:鶴田奈月)

※以上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馆藏。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用于其他目的。

特设高等科的设立与一高迁校驹场

昭和7年(1932年)6月特设高等科的设立与昭和10年(1935)9月迁校驹场,均发生在森卷吉(1877~1939)任校长期间(昭和4年(1929)7月至昭和12年(1937)4月)。

一高于明治14年(1908)开设特设预科,定期招收中国留学生。留学生在此接受一年的预备教育,毕业后得以升入各地的高等学校。特设预科开办二十余年,培养毕业生810人,后于昭和7年(1932)改组为特设高等科。之所以废除特设预科,改设特设高等科,是出于缩短学习年限,以求速成的目的。此前留学生需经过一年特设预科与三年高等科共计四年的学习,而特设高等科则将其统一为三年,可节省一年时间。这也是为了使留学日本更为便利,更具魅力,以便与欧美竞争中国留学生生源。特设预科的留学生在修完课程后编入高等科与日本学生同班学习,但特设高等科的留学生则在单独的班级里学习。

特设高等科的入学资格为满16岁的男性,需经公使馆等介绍。学科测试比照日本中学第四学年毕业生水平,考试日语、英语、数学、历史、理科,无论报考文科或理科,均需具备文理双方的知识。此外还有面试与体格检查。

入学后的课程与面向日本学生的高等科相比,除日语课时数较多之外并无太多差异,所用教科书亦与高等科相同。如国语教科书都使用了《源氏物语》、《平家物语》、《枕草子》,特设高等科除《论语》外,亦包含了大量日本古典文学的内容。(展品《昭和15年度第一高等学校教科书目录》)

昭和12年(1937)7月,特设高等科之下又设置了一年制的附属预科,因此留学生日语水平有所提高,故科目中“国语”改为“国语及汉文”,加入了汉文的内容,并在“历史”课程中教授东洋史,以东洋思想陶冶学生。

由于京都帝大积极接收留学生的态度与免试入学的方针,留学生从特设高等科毕业后,多升入京都帝大学习。

(高原智史)

1. 森卷吉简历
森卷吉被聘用为一高校长时的简历,自入学金泽第四高等学校始。明治37年(1904)毕业于东京帝大文科大学后“受聘教授清国官费留学生英语”。明治42年(1909)任第一高等学校教授,昭和2年(1927)就任松本高等学校校长。本史料中森卷吉为研究英语赴欧美留学,及赴任松本时均有“卸任留学生讲师”的记载,可知除因故离开一高的情况以外,森一直担任了留学生教育的工作。

昭和3年(11)I-9

 

2-1. 特设高等科入学考试试题册正本(昭和8年3月)
2-2. 特设高等科入学考试试题册副本(昭和8年3月)
昭和8年(1933)度特设高等科设立后首次入学考试的试题。文科与理科的科目、分值分配均无差异,可知学生无论报考文科还是理科,都必须具备文理双方的学力。日语四门科目共200分,其中历史60分,化学60分,数学150分,英语三门科目共150分,日语所占分值最多。“日语解释”一科没有留下考生的答案,不知留学生如何“解释”以“过去的日本人是何等厌恶毫无意义的斗争与毫无价值的废话”为开篇的日语。

昭和8年3月(3)L31, L32

 

3. 昭和15年度第一高等学校教课书目录
昭和15年(1940)度一高使用的教科书一览表。分别记载了高等科、特设高等科各学年、科类所使用的国汉、外语、其他(理数)教科书。特设高等科国汉部分除《论语》外,自一年级教材《徒然草》开始,有《源氏物语》、《万叶集》、《枕草子》等多种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夏目漱石、森鸥外、樋口一叶等近代作家的作品也在其列。

昭和15年(3)D18

(解説執筆:高原智史)

一高日中学生的交流

寄宿寮(宿舍)生活是一高等旧制高校的一大特色。一高的留学生原则上都要入住寄宿寮,这是期望他们与本科生一样,通过集体生活适应宿舍自治精神的风格(校风),并与日本学生和谐相处。明治42年(1909)3月特设预科设立之初,寮总大会已决议留学生与一般寮生具有同等的自治委员选举权。但当时留学生参与委员会活动的情况尚不得而知,且实际上出于饮食、生活习惯等原因而希望走读的留学生也不在少数。如在特设预科改组为特设高等科的昭和7年(1932)度,在读留学生共107人,其中寄宿生87人,走读生30人(《向陵志·驹场篇》1984年,第47页)。

自特设预科设立以来,为留学生(即当时的特设预科生及一高本科留学生)考虑,学校每年召开一到两次“留学生茶话会”,留学生如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遇到各类问题,可借此机会向校方反映。此外还有以寮生为中心举办的“全寮茶话会”、“全寮晚餐会”等,寄宿的留学生也在这些聚会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可以想象,在校长、教师、全体寮生、毕业生面前说出真心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面向留学生的课程从一年制的特设预科改组为三年制的特设高等科后,特高生便与日本学生分离开来,在单独的班级中接受教育,因此也不能像预科生一般升入一高本科后,与日本学生同班学习三年。当时寄宿留学生的孤独与疏远感,以及走读留学生较多的情况受到了关注,特高生蔡耀祺就此问题向寮内新闻《向陵时报》投稿,与日本学生进行了讨论(参见101号馆展示史料15)。

在上述情况下,日中学生为打破双方隔阂均作出了不懈努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昭和9年(1934)4月,为方便两国学生增进感情,在特高学生主事竹田复的支持下,日本学生发起成立了“棣华会”。前面提到的曾向《向陵时报》投稿的特高生蔡耀祺也是棣华会的一员。

(宇野瑞木)

1.特设高等科教室(101号馆)与寄宿寮
从本馆向寄宿寮眺望的风景。照片最前可见“特设高等科教室(今101号馆)”,是一高迁校驹场时所建的留学生专用教室。参照当时校区略图(101号馆展示史料2),可知与“特设高等科教室”并排而建的是“中寮”,“中寮”左侧的两栋建筑物则是“北寮”与留学生专用宿舍“明寮”,右侧隐约可见“南寮”。明寮扩建于昭和13年(1938),因此本照片应当是在此之后所拍摄的。

昭和13年以降 個人蔵

 

2.迁校驹场前夜的全寮茶话会
昭和10年(1935)5月21日,一高即将迁校驹场前在嘤鸣堂举办的“第一学期全寮茶话会”。森校长、教师与毕业生、寮生参加了本次茶话会。特设高等科学生主事竹田复发表了有关留学生的感想,对现在“110名特高生”表示,除入寮之外别无接触“一高生活神髓”之法,实际上,大多数特高生都在宿舍中度过了“心满意足的生活”,这得益于日本学生的“关照”,并表示“今日推戴之对三高选手中,有文科三年之张与理科三年之苏二人”,点名称赞了在对三高赛中有着出色表现的张兴汉(参见下一展柜)与苏景明。在寮生演讲中,特高生林坤义极力呼吁“身为特高留学生,应深省己身,培养意志,共同成为将来东洋的栋梁之才”。

昭和10年5月21日(7)B2-41

 

3.《寄予寮生诸君之灯下(读书调查)》
昭和11年(1936)11月实施的读书调查,共统计了269份回答。根据作者得票顺序,依次为:夏目漱石(66票)、歌德(49票)、托尔斯泰(43票)、阿部次郎(37票)、陀思妥耶夫斯基(29票)、仓田百三(21票)、河合荣治郎(18票)。近代文学与哲学书占了较大比例,日中两国的古典作品则有《平家物语》、《论语》(10票)、《源氏物语》(6票)、《古事记》、《奥之细道》、《孟子》(5票)等。特高生是否参加了本次调查不得而知,但名单中的日本古典作品与国语所使用的教科书一致(参见前一展柜展示)。

昭和11年11月25日(7)B5-6-74 

 

4.棣华会开会通知与会则
昭和10年(1935)5月30日下午五点半于“白十字”召开“棣华会”的通知。“棣华会”由日本学生发起成立,特设高等科学生主事竹田复命名,名字取自《诗经·小雅·常棣》一节:“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棣华”即兄弟和睦之喻,此名乃是希望两国学生能如“家人兄弟”、“虚心坦白、开诚布公”,相互畅谈意见与愿望。会则以“率直恳谈留学生相关诸问题,形成浑然一体之寮生活”为目的,由寮生自愿组织,每月第一个周五举行例会。“白十字”在芥川小说中亦曾登场,是一高生常去的咖啡店。

昭和10年5月30日(7)B2-41

(7)E-1 1-12

 

5.《完成东洋肩负的文化史使命――棣华会大会之际告寮生诸君》
昭和11年(1936)6月15日、迁校驹场后首次棣华会春季大会召开时所发布的声明。声明称,自昭和9年(1934)4月成立以来,棣华会共召开了三次会议,基本上完成了其使命,从实际上解决了一高迁校时全体寮生所关心的“留学生关系诸问题”,并向寮生呼吁,现在为奠定“新一高”的基础,不仅应帮助留学生个人的学习,还应“促进本科生与留学生融为一体,完成更伟大的一高生活”。末尾署名除发起人日本学生外,还有在茶话会上发表过演讲的林坤义(参见本展示史料2)与在《向陵时报》上作为特高生发表了意见的蔡耀祺(参见会场1展示15)。通过“旧棣华会委员、留学生自治团体同学会委员及本科生有志者”一节,可知他们还在留学生自治团体“同学会”任委员。

昭和11年6月15日(7)B2-46

 

6.《东洋的文化使命――棣华春季大会》
寮内新闻《向陵日报》第85号刊登了史料5的声明原文。大会于昭和11年(1936)6月15日下午六点在涩谷“白十字”召开,共30余人参加,佐佐木学生主事、竹田特高学生主事等教师亦列席。署名声明的日本学生中,隅谷三喜男(1916~2003)就读于一高文科甲类,曾任寮总代会议长,后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猪野诚治则是昭和9年(1934)寮歌《空虚》的作词者,曾任驹场第二任寮委员、田径部选手,后于昭和20年(1945)8月29日二战结束后不久死于战争疾病。澄田智(1916~2008)是史料2(《寄宿寮委员记录》第137期)的执笔者,并任137届寮委员长,后历任第25任日本银行总裁、大藏事务次官。

昭和11年6月25日(7)B5-6-82

(解説執筆:宇野瑞木)

一高的体育活动与中国留学生

一高校章的橄榄象征着智慧女神密涅瓦,柏叶则象征了武神玛尔斯,代表第一高等学校“文武”(学习与体育活动)并重,以筑护国之基的精神。因此,一高盛行体育活动,运动部以下有棒球、击剑、柔道、弓术、田径、赛艇、游泳、网球、篮球、足球、橄榄球、马术、相扑、射击等十余部,涵盖多种运动项目。

在一高生入学不久之后,各部4月下旬便开始招新活动。“利用我等新生埋头书桌前苦读,无暇他顾的夜晚进行”,委员们手持竹刀等物,依次进入每间宿舍,见人便抓住不放,劝说其加入。招新活动持续数日,新生藉此可详细了解各部情况。

加入运动部的一高生整年投身于训练中,参加校内外各种比赛,切磋技术,如春季运动会、以赛艇为中心的班级对抗战(组选)、全国高等学校综合体育大赛、对三高(第三高等学校)赛等。其中对三高赛是最为重要的校外比赛,除选手之间的竞技之外,还各有数百人规模的应援团展开激烈的对抗。

特设预科及其后特设高等科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参加了一高的体育活动,曾在篮球、足球等比赛中取得过冠军的好成绩。田径部里留学生的活跃身姿尤其引人注目,出现了张兴汉、刘世超、孙浩善等优秀选手。此外,还有留学生表示组选是联络日本出身的留学生与中国本土留学生感情的重要方式,呼吁设立特高组选室。可见他们已融入了一高的生活,与日本学生携手讴歌运动与青春。

常胜将军一高虽然在昭和25年(1950)停办,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昔日曾并肩作战的伙伴们通过向陵访中团(同窗会活动)、访日考察团等得以重逢,共同回顾了热血青春的一高生活。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两国学生的交流仍在继续。

(宋舒揚)

1. 田径部合照
一高的田径运动可以追溯到东京大学预备门时期,明治23年(1890)10月一高校友会成立之初,田径部便在其列。此后多次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本照片是田径部在驹场所拍摄的合照。第一排左四为森卷吉校长,第二排则可以看到特设高等科中国留学生张兴汉(昭和7年(1932)入学,左五)与刘世超(昭和10年(1936)入学,右五)的身姿,可以推知本照片应当拍摄于昭和10年~11年左右。

昭和10〜11年頃(12)Z-22-2(1)

 

2. 对三高赛应援团檄文
对三高赛始于明治39年(1906),最初仅有棒球赛,大正9年(1920)加入了田径,13年(1924)加入了赛艇与网球,此后每年皆以上述四部一较高下。依照惯例,比赛于7月至8月间在东京与京都(或相反顺序)分别举行一部与其余三部的比赛。对三高赛被誉为一高校外赛的精华,但在昭和10年(1935)8月的网球赛上,两校应援团因冲突发生混战,同年10月决定比赛暂时停办。次年6月,经过内部讨论与两校间的交涉,决议按照惯例重开比赛。本檄文即该年应援团推戴式之前所作,张贴在宿舍楼的外墙上。

昭和11年6月26日(7)F-1-119

 

3. 昭和十一年度对三高对校赛选手及应援团干部名单
大正15年(1926)5月,首次对三高赛应援团推戴式举办于嘤鸣堂,校长与学校干部列席仪式。当初推戴式仅推举应援团长,昭和3年(1928)与5年(1930)应援团干部与选手也陆续成为推戴对象,对于为一高名誉而战的选手而言,这是一项极为光荣的仪式。昭和11年(1936)的名单上记载有留学生刘世超的名字,他是该年度田径中长跑项目的选手。

有关推戴式的情形,《向陵志》(1930年版)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推戴式一般中午在伦理讲堂举行,气氛严肃。首先棒球、赛艇、田径、网球各部选手依序登台,由副委员长介绍,接着各部主将宣誓,必将粉碎三高,其后委员长代表全体学生发表讲话,激励选手,最后齐唱四部应援歌与寮歌《呜呼玉杯》,仪式结束。四部选手整列退场之际,我等望其背影,高喊“加油”,“定要击败三高”。选手表情悲壮,在心中默默发誓必当竭尽全力。其情其景,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意。

昭和11年11月25日(7)B2-46

 

4. 对三高赛应援团照
应援练习每年照例在6月中旬利用午休进行。对三高赛为“学校一致之决战”,故“其核心较之选手水平,更取决于学生是否团结”(《向陵志》1930年版)。比赛中,团员们高举白旗(三高为红旗),一边击鼓,一边高唱应援歌。随着比赛进行,两校大规模的应援活动亦趋白热化,常常引发纷争。本照片拍摄于昭和11年(1936)7月15日的田径比赛上。图中旗帜底色为代表源氏的白色,上面绘有两条横线与一高标志性的柏叶章。

昭和11年7月15日(7)B2-46

 

5.《向陵时报》对三高赛报道
本期报纸详细报道了昭和11年(1936)对三高赛的情况。该年除棒球外其余三部均获得胜利。虽未能三年连续达成四部全胜,但田径与赛艇分别完成了五连胜与九连胜的壮举。《向陵时报》创刊于大正11年(1922)6月1日,当初定位为发表言论的机关杂志。次年6月,因与内容相近的《校友会杂志》竞争落败而停刊。同年12月,转型为报纸,改称《寮报》。后于昭和5年(1930)1月变更为新版《向陵时报》,一直发行至一高停办。

昭和11年9月17日(7)B-5-6(84)

 

6.“百米”出发!刹那‼

昭和11年7月15日(7)B2-46

 

7. 对三高赛五年连胜全国高校大会夺冠纪念章
昭和11年(1936)7月15日,对三高赛田径赛在一高操场举行。一高取得了12项中10项的胜利,以总得分84.5对28.5的悬殊差距击败三高,达成了对三高赛田径五连胜。国分节夫选手以11秒5夺得100米跑冠军,益子洋一郎选手以11秒9位列亚军。该年一高田径亦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综合体育大赛的冠军。本纪念章便是为了纪念这两次大赛的胜利所制作的,背面刻有“赠益子君”、“二五九六”(皇纪2596年、即1936年)的浮雕字样。

昭和11年(7)H-5-4

 

8.1 春季运动会田径部纪念章(正面)
8.2  春季运动会田径部纪念章(背面)
春季运动会由田径部主办,于毎年5月下旬的周六举行各项目比赛与接力跑的组选。10月第一或第二个周六则举办秋季运动会,同样进行接力跑的组选。

昭和11年(7)H-5-3、(7)H-5-3

 

9. 《向陵访中团东北地区旅行报告》(《一高同窗会会报》第253号)
刘世超参加了昭和11年(1936)对三高赛的800米跑与3000米跑,分别以2分7秒3与10分13秒2的好成绩获得冠军。其后,他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深造,1941毕业,1943年回国。历经波折,活跃在故乡大连、旅顺的医疗战线上,为结核病的预防与治疗作出了贡献。1982年与1985年,他两次跟随大连医学考察团访日,田径部的十余名旧友在东京、京都举办了欢迎会。1994年秋天,一高同窗会会员组成第六次向陵访中团,来到中国东北各地旅行,得以与刘世超等12名特设高等科同学重逢。本史料记述了当时共度青春岁月的伙伴们在中国高唱寮歌《柏之旗》、《呜呼玉杯》的情景。

平成6年11月15日(7)C-1-3(4)

(解説執筆:宋舒揚)

※以上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东京大学驹场博物馆馆藏。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用于其他目的。


  • 主催:東京大学東アジア藝文書院(EAA)
  • 共催: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C)「狩野亨吉文書の調査を中心とした近代日本の知的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基礎研究」(研究代表者:田村隆)
  • 協力: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教養学部、駒場博物館、駒場図書館
  • 資料所蔵:東京大学駒場図書館・東京大学駒場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