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EAA）与华东师范大学批评理论中心（ICCT-ECNU）举办的“历史、社会与文学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及射程”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2月21日举行。研讨会由EAA特任讲师王钦担任主持。

首先发言的石井刚教授（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副院长）在其题为“现代‘科学’观念的复古创新：兼及章太炎医论的一些启示”的报告中，试图通过探讨章太炎的中医论述来思索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难题。石井氏以中国百年来强调的“科学”精神为出发点，认为“科学”话语的主导性背后其实潜藏着某些超越于科学层面的精神性指向。在全面推崇西医的二十世纪初，章太炎对中医的重视显得“反潮流”；章太炎试图取消“细菌”和“疾病”的必然关联，并将“菌”理解为和“草木”无异——重要的不是作为原因的物质，而是症状的具体变化。章太炎的“齐物”哲学和他对于自然的观察息息相关。石井氏的结论是，在章太炎那里，对于普遍性的追求，只有通过探求特殊性而达成。

接着石井氏的发言，铃木将久教授（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进行了题为“现代文学中的‘情感’问题”的报告。铃木氏以史学研究中的“情感史”为线索，借助《方方日记》等文本探讨了文学“煽动情绪”的技术。铃木氏指出，对于方方的一系列支持和批评，事实上都来自各自“表达情绪”的动机。“煽动情绪”的技术会产生敌我对立：当今我们面临的世界使得我们的情绪变得非常脆弱，容易被引导向二元对立。因此，如何处理“情绪”问题就变得非常迫切。铃木氏提到，1970年代末“伤痕文学”在内容和问题意识上，与今天围绕《方方日记》展开的一系列争论几乎没有区别，而这意味着“文革伤痕”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铃木氏总结说，如何思考情感与理性、个体与普遍等对立，是讨论上述问题的重要线索。

第三位发言的朱羽教授(上海大学中文系)在其题为“文学批评如何‘直言’？”的报告中，以现代文学的“有力/无力”为问题意识的切入点，并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今我们应该如何教授现代文学？朱氏认为，文学批评可以诉诸它的“直言”功能，作为“文”而担当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之媒介的作用。批评辨识并牢牢抓住文学作品的形式，并将它放在更为确定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评判。朱氏指出，今天的文学批评的力量在于，“没有什么是不可批评的”，同时批评也必须反思自己在历史中的方法和位置；“此刻/当下”应该是批评的真正的起源，也是所有矛盾的聚焦点。

倪文尖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其报告“文本及细读的潜能与限度”中认为，即便文学是介入现实的方式，不能把文学家所做的一切都称为“文学”。在此基础上，倪氏指出，文本细读不等于新批评式的“抠字眼”；没有宏大的问题意识和整体性，就无法进入文本。最后，倪氏提出了几个假设：第一，作品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要素；第二，创造出作品的作家比读者站得更高；第三，文本是有机的整体，哪怕它的表达是破碎的、非理性的、分裂的；第四，文本的语境是没有限度的，但文本自身构成了文本的第一语境；第五，文本的内容等于文本的形式。

毛尖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在其报告“现代文学中的‘善良’及其后果”中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最近中国影视剧中产生了大量“善良”的人物？毛氏指出，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尽美、尽情”传统与“美和不善”的传统，而到了现代文学中，“善良”往往和“保守”之间有某种关联；另一方面，在港台文学中，“善良”被视作儒家文化的代言词，而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文学中，劳动话语和革命话语大量取代爱情话语。在“伤痕文学”中，“善良”重新作为美德出现，但这些善良的人物同时继承了劳动的品德。而这种结合在1980年代中逐渐消失，其象征则是“共和国女性”逐渐被“新时代女性”取代。毛氏认为，当今“空洞”的“善良话语”的出现，表达的是革命、劳动、公家话语的多重失败。

随后发言的是同样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朱康，他在题为“当代文学与文类批评”的报告中借助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政治无意识》中关于文类结构和历史之关系的讨论指出，文类作为一种形式本身是内容的表现。朱氏认为，文类的形式性持存使得文本中存在着属于不同时代的因素；通过对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朱氏指出其中包含着多种文类的叠加，社会主义文学内部包含着多种文类的持存，尽管其中一些文类已经丧失了表达历史内容的能力。社会主义时期试图确立一个庞大的、总体性的文类体系，当时的文类批评都涉及了文类及其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内在性关系；同时，在这一体系中，又会由于时空感的差异而为某种特定的文类——与社会主义生产速度相应的短而快的文类——赋予优先地位。

最后，罗岗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报告“‘当代文学’的‘极限’与‘下限’”在总体的意义上反思如今当代文学自我膨胀的限度。罗氏清晰地梳理了几种关于“当代文学”的界定，并借助王晓明的讨论指出，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媒体条件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一系列历史构造所规定的“当代文学”在新的技术生产条件下遇到了挑战。罗氏指出，当今“数码资本主义”引发了全局性的深刻变化，而最初对这一变化做出回应的学术表达是东浩纪所谓的“游戏性写实主义”。通过《繁花》《三体》《大国重工》和《临高启明》等四部当代中国小说，罗氏探讨了“当代文学”对于上述深刻变化的回应方式及其效果。

报告者：王钦（东亚艺文书院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