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EAA）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法及射程”系列讲座首讲于2021年1月9日举行。王璞（美国布兰迪斯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副教授）带来了题为《团结于远方——革命世纪和中国作家的旅行书写》的演讲，王钦（EAA特任讲师）担任主持。
旅行是革命文化中重要但较少得到关注的实践话语和言行。在对旅行及旅行书写、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世纪的断代等作出梳理和定义之后，王璞教授表示其关心的是一个特定历史变革时期所特有的旅行书写，即从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时代，在非西方现代性语境的中国，革命旅行中的文学构造。由此分析二十世纪文化如何寻求别样的人们、别样的世界，如何生产、想象并争辩关于远方的乌托邦地理，又如何形成团结于远方的文化政治。
王璞氏（美国布兰迪斯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副教授）
演讲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介绍了现代“世界文学”中旅行书写的意义和地位。
王氏引用卢卡契“所有的道路都是历险，也是归乡”及波德莱尔“为出发而出发”等文字，勾勒出旅行在西方的古典理想和现代意象，指出精神上的无家感是现代人旅行的出发点。并援用歌德、拜伦、夏多布里昂、荷尔德林、莱蒙托夫的生命历程与文学书写，例证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旅行书写与世界文学的产生有密切关系。
在此基础上，王氏指出布尔乔亚的个人与自我，只有通过远行和归来才能完成。名画《雾海上的旅人》向我们展示了布尔乔亚个人在旅行中完成自我的鲜明特征：白人、男性、知识和教养、个人的截然独立性，与外部世界的张力，俯视整个世界的勇气。自然科学大发展、全球知识生产、西方霸权等是其产生的背景。王氏借用Mary Louise Pratt的“Imperial Eyes（帝国之眼）”研究范式，强调不平等关系如何被记录下来，如何被固定为修辞乃至意识形态，并讨论了后殖民主义研究如何转向关注旅行书写。
同时，在现代主义文脉中存在西方心智的厌倦（ennui）。王氏援引波德莱尔、奥登、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字，阐述了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西方心智已经陷入危机之中，旅行成为不可能。
与其对照，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学习“先进文明”的旅行书写在中国、伊朗等非西方国家大量出现。新知识的生产，也意味着对西方主导世界中中国所处位置的调整。但是到二十世纪，新的政治和新的旅行书写出现，对苏联的访问、探索成为二十世纪旅行书写中的全球现象。
第二部分聚焦到五四时期中国旅行书写的重要转变，从西方现代性总体危机到并不遥远的乌托邦。
一方面，王氏认为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作为深度参与到1919年中国文化政治的旅行文本，呈现了西方的全面危机，呼唤“新文明的再造”，要求“世界主义国家”与彻底的“思想解放”。文本标志着走向西方、学习西方的旅行书写的某种终结。
另一方面，周作人的新村之行代表了旅行书写的乌托邦倾向。王氏指出，五四新文化对乌托邦实践的寻求是重要的母题。其中，周作人的文本是一个被忽视的起点。周作人在介绍武者小路实笃所创办的“新しき村”时用到“Utopia”一词，并在《访日本新村记》（1919）中强调精神的愉悦和人类同胞之爱，才真正符合人类本质的幸福。王氏带领大家细读文本，分析周作人的修辞是一种新异与亲切感的辩证修辞，并指出周作人的体验和修辞在后来中国革命作家的旅行书写中反复出现。
第三部分为苏联游记在中国的兴起及变迁。由瞿秋白《俄乡纪程》《赤都心史》、胡愈之1931年的一次穿行，到郭沫若《苏联纪行》及茅盾《苏联见闻录》。王氏指出郭沫若的乌托邦描写说明对苏联模式的接受开始制约中国左翼文化人对社会主义的想象，同时他也强调，郭沫若1945年访苏的特殊时间，最终形成了动态的不确定格局。茅盾则带着考察者视角，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考察。与郭沫若相似，茅盾也承认苏联是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社会发展方案，但茅盾偏重信息量与细节的丰富，在赞扬的基调下，实则没有投入太多感情。
此外，王氏加入了丁玲的例子，反思在相当性别化的旅行书写文类中，丁玲东方阵营之旅的重要性。丁玲的旅行文本与共产主义女权运动相关，其情感迸发与国际政治团结，与前述男性作家迥然不同。
第四部分对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个案文本进行了具体分析。
王氏清晰梳理了胡愈之意外停留莫斯科一周的时间点的过渡性特征，并指出胡愈之游历的身份和处境与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同。他依靠苏联世界语分子的援助，一方面切身接触到苏联经济社会落后面，另一方面在和西欧“布尔乔亚”世界对比中对苏联“艰难的过渡期”产生深切理解。王氏具体分析了胡愈之文本中第一天到达和最后一天离开的描述，指出胡愈之表述与周作人的相似性，以及祖国与异国的反转。离开莫斯科，像离开祖国般惆怅；而民国，不过是布尔乔亚的祖国。《莫斯科印象记》的结尾表现了中国旅行书写特有的修辞症候。
最后，王璞教授从三个层面对本次演讲作了总结。首先，“五四”新文化这一关键时期旅行书写面对危机和转机，新的乌托邦旅行书写的核心特征是对团结的人类关系的追求。革命的救亡表现出对远方和异地的拥抱。其次，在苏联游记谱系中，对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旅行激发了也制约了中国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想象，但在途中及归来的笔下总有另类的鲜活体验。最后，王氏回到今天，指出在告别革命的日子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旅行书写不见得衰落，但恰恰在全球化的今天，远方沦为可以消费的纯粹他者。受限于资本主义全球格局的旅行书写，难以有意识地质疑世界体系内部的不平等。而到了2020年，资本主义全球化深陷危机，全球疫情按下无期暂停键，更需要切身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旅行，如何赋予空间流动以意义，我们如何在路上，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发生关联。
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针对王钦氏、铃木将久教授（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石井刚教授（EAA副院长）提到的短暂停留不可避免的他者身份，旅行与移民、流亡的区别，以及如何看待未曾远游的毛泽东等问题，王璞教授在回应中强调到，是否有一种经验的交流，构成了批判性旅行书写的关键。在周作人和胡愈之的文本中，经验的交流是很重要的话题。后来郭沫若和茅盾的文字则显示了弱化经验与强化政治的倾向。我们现在的旅行，也缺乏经验的交流。同时，在内部的旅行中发现中国内部广阔性，也可以构成某种远游经历。
王钦氏（EAA特任讲师）
铃木将久氏（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此外，关于旅行与资本、旅行书写与旅行的目的性、交通工具对旅行书写的效用、老百姓的旅游记及其价值等多个提问，王璞教授也作出了极富思考价值的回复。本次讲座迎来了超过70位参加者，在充实的启发性中落下了帷幕。
报告：王柳（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