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
甘阳、赵晓力、李睦、刘晨（清华大学）
李猛、孙飞宇、李泊桥、刘建波（北京大学）
张锦少（香港中文大学）
石井刚、张政远、柳干康、田中有纪、高山花子（东京大学）
主持人：铃木将久（东京大学）
铃木将久：这是我们第二次以“书院”为主题的会议。这次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这三所书院和学院的代表。
石井刚：今天的主题是“书院内外的生活和艺术”。我们东亚艺文书院取名于《汉书・艺文志》的“艺文”二字。这个“艺”字比今天我们通常说的“艺术”包含更大的意义。我想把这个古义的“艺”字作为学问组成的一部分来重新诠释。那么，它很有可能和我们现在推行，将来要发展的书院教育与学问模式息息相关。我们的书院里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去年第一届的讨论当中，新雅书院赵晓力老师介绍新雅书院开展的劳动的例子。他们不只是在校内劳动，也会到野外去参加劳动。昨天甘阳老师在微信上发过来新雅农场的例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尝试。再比如，北大元培学院有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体育活动与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这些我们都可以纳入到重新思考并激活“艺”字时的重要资源。希望各位老师分享各自的经验，让我们共同想象当代书院更美好的发展远景。
第一场 艺术教育进入书院：以新雅书院为例
甘阳：在新雅书院我们虽然已经有很多艺术方面的课，但是我们暂时并不打算强行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修一门艺术方面的课，主要考虑的是现在的学生好像常常是为了一点学分而学习。我希望在艺术方面尽可能不为了一点学分学习，这样会比较好。除了李睦老师和刘晨老师的课以外，新雅还有另外一个配套课，是中国画方面。像这学期我们有中国山水画，下学期或者上学期都有花鸟画。向这样的课我们没有学分，学生完全自由，愿意来就来。主要的想法还是希望在艺术课方面，学生能够没有带任何功利心来学习。这样效果更好，包括下学期我们还有钢琴、舞蹈的课。我们大家都希望是这样。另外一点就是现在的学生从中小学开始好像都学习有用的知识。我们比较希望透过艺术带给他们一种熏陶性的、领悟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知识。这是我们艺术课特别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从美院到书院的教学
李睦：我作为清华美院的教师到新雅书院来做教学，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当然在新雅书院开设的课程肯定是艺术课程，但是它不同于我们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我大概分析一下几个小点，来说一下我自己的思路。
第一个就是书院里面的绘画。因为我自己是美术学背景的教师，所以我对艺术的切入点当然是从绘画、美术开始的。所以在书院里面同学们通过这个课来接触绘画、认识绘画。当然我更希望他们能从中认识艺术，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怎么理解和看待艺术的。通过自己对艺术的认识最终能够更丰富、更灵活地认识自己的生活和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所以我把上面谈到的这些思考通通称为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因为美术学院，作为专业学科的学生他们考虑艺术是从职业化的角度考虑的，很难避免功利心态。我们新雅书院的同学们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学科，他们往往会从自己的学科背景或者教育背景出发去思考他们面对的相同艺术作品与观点。他们会做出属于自己各自不同的艺术思考，所以他们会在绘画实践练习当中去画出很多很多属于他们自己的作品。我们把它称之为另外一种思维。就是他们要去考虑和他们的生活并行的现实世界之外，不是有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是和我们现实生活世界平行的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要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这样的艺术世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而不是由我作为教师或者由某一种观点提供给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世界，他要通过这样的思维去构建，通过他的绘画、思考逐渐把他对于生活的理解一点点地剥离出来，所以在课堂上我比较强调让他们去注意与捕捉这样的思维。另外也是通过这样的思考帮助同学们逐渐学会思考与认识美。不一定要达到某种目的或者标准，更重要的是尝试去触及美。当然也包括指出美之所在，我们现有的清华艺术博物馆的效果还是蛮好的。每年每学期都有重要的展览，现在大家看到的展览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部分，我会把同学们带到博物馆里面去跟大家一起分析作品。
第二个我想说的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披着教授外衣的艺术家。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庞大的艺术学院，在中国的各个大学好像都会有美术学院或者学科，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专业教师学者，我们共同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学科或者学院在综合性大学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国家投入了非常多的钱为的就是培养少数的职业艺术家吗？在学院中的教授、学者都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你是在从事职业教育还是从事针对所有在校学生的艺术教育？我把这个艺术教育称之为通识性的艺术教育。他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分与认同感上的矛盾，就是他们到底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或者学者？因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是两件事情，但是现在在综合性大学的教育过程当中，大家分不清这两者的差异。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美术学院的教授或者音乐学院的教授到底应该教什么？一个学校里面有庞大的艺术教育机构，但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远以后，艺术教育和通识性艺术教育仍然是油和水的关系，没有任何关联。所以这个也是我这10年当中考虑的问题。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教授，我怎么处理好职业和艺术教育这两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要说我在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科方面的思考，想跟今天的老师们共同分享一下。我经常被大学教务处的老师问到：我的课程究竟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我有的时候就回答不上来，到现在我好像也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共32个学时16次课里面有一半是理论课一半是实践课。我觉得这两者都很重要。我被问及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做出选择和回答，甚至会涉及到我的劳动报酬，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所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情形，就是有可能这是一门既不是艺术学也不是美术学的课程。那这样一个和艺术和美术都有关联又分别不属于这两个领域的课程，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学科呢？因为这不是艺术课程本身的问题，可能我想古典学、史学、哲学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么，把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是不是也是我们从事通识教育的学者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清华美术学院的教室里面，新雅书院教室里面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实践环境，给同学们创造空间与绘画材料上的条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同时容纳很多同学一起从事绘画创作，同学们有很多实践方面的体验，用来验证他们自己在理论上对于艺术的思考。
第四个就是感性和理性的问题：感性和理性的关系在绘画中是如何体现的？我跟同学们探讨这些问题。我要提出来的原因就是大多数同学做不到。这也是我们今天大学生面临的问题。我跟他们提出两点思路，第一个就是不加思索地呈现绘画在先，先把绘画画出来。乱抹也好，涂鸦也好，先把东西画出来，然后再认真仔细去分析自己画的画面。一张分析不出来，两张三张十张一百张。我在课上要求他们的作业量是很大的。这样可以纵向地去看出每一个人在绘画当中呈现出来的视觉规律：他为什么要这样用色，为什么要这样用线条。但是我们多数同学的思维经常是先给自己确定一个主题，然后用绘画的方式去完成那个主题，就把绘画降低为看图识字的层次之后，开始怀疑自己画不出来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怀疑自己的艺术能力、技巧，以至于最后放弃绘画，放弃对艺术的理解。这是我提出来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这是在绘画课程中，同学们画完以后要互相观摩，互相横向对比然后与自我纵向对比之后在里面寻找规律。
第五个就是我在教学当中会尽可能排除同学们对于艺术的误解。他们认为艺术仅仅只是艺术专业的学生或老师们的事情，和他们没有太多的关联。所以我们在新雅书院开设了11年的艺术课程已经慢慢在化解同学们对这件事情的误解，他们不再认为艺术只属于艺术家，更多人认为艺术是自己生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认为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经历，在人生当中可能会非常不完善。所以上过课的同学就不会再说自己不懂艺术、没有艺术细胞或者自己跟艺术无缘等等的话。所以他们可能会从他们自己专业的学科出发，从哲学、法学、自然科学出发去探讨并思考艺术。然后他们探讨的观点与实践过程往往比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更有特色。所以这也是我非常珍惜自己这些年在通识艺术教育里面做的事情的原因。
最后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艺术课也是对艺术的追求，就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艺术教师的追求。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试着回答我前面提出的问题：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遇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时候应该何去何从？我觉得自己是在把艺术课当作自己的艺术创作来对待，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自己的行为艺术是吧？我会从中获得一种满足感，我不会因为长时间从事教学，没有时间画画实践、没有时间参加国际展览而觉得自己失去了太多，我反而会觉得我在教学当中得到了很多。希望更多的教师，特别是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教师不能只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为全体学生提供帮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职业教育的局限，在对于通识教育中从事艺术教学的教师们的基本要求。
现代文艺复兴人
刘晨：大家看到的这幅画是拉斐尔在梵谛冈画的壁画。大家看到的是太阳神阿波罗和他的缪斯以及古代合现代的诗人在帕纳索斯山上。
这幅画跟我们都熟悉的雅典学院那幅画是在同一个房间里。如果说雅典学院那幅画的主题是哲学，这幅画的主题是诗歌和音乐。在我的心目中，书院教育其实就应该向帕纳索斯山一样。我今天说的事情既在书院之外也在书院之内。我在新雅书院教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但我与李睦老师不同的点在于，首先我接受的训练不是美院体系的。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系攻读艺术史的哲学博士，是在人文体系框架之下。所以我在开课的时候也不单单进行美育，而是把它放到一个人文的框架之内。我希望以作品为出发点带领学生们对于历史和人类文明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我原先是学建筑的，也做过建筑师。所以我想今天先从这里开始谈吧，因为大家可能对建筑不是特别的熟悉。屏幕上看到一句话：“我骨子里是个音乐家（I am a musician by heart）。”
说这句话的人是现代主义大舞台上的一个风云人物——法籍瑞士建筑师Le Corbusier。整个20世纪建筑领域人才济济，但是没有谁像他那样对现代世界的型态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他躲进自己设计的瑜珈小屋去畅想城市生活方式。他一边抨击旧传统，一边创造新传统。立志让现代人都住进他发明的高层公寓。但小时候他更想当一名画家，是绘画老师让他去学建筑的。然而他却咬牙切齿地说：我对建筑和建筑师深恶痛绝。若干年后当他成了自己深恶痛绝的那类人，他又开始替建筑说话。他把建筑的问题归结到度量和比例，写成了一本赫赫有名的《魔术法则（The Modulor）》做为总结。他在书的末尾大发感慨，说出了这句话：“我骨子里是个音乐家”。但他觉得意犹未尽，所以又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吐露的心声，他说：我骨子里是个数学家。我觉得这是一种敏锐的直觉。建筑师不但要有学问，不但要懂艺术，还要过一种充实的心灵生活。我想Le Corbusier的事迹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充分说明Leonardo da Vinci、Leon Battista Alberti那样的文艺复兴人还没有完全绝种。在为现代建筑寻找普世法则这件事情上，Le Corbusier的确是向文艺复兴的先辈们看齐的。
而文艺复兴人则要像古希腊罗马的贤者们看齐。毕达哥拉斯就不用说了，他是用数学和实验方法研究音乐的先驱。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过一个著名的洞穴预言，说苏格拉底认为我们最初都是洞穴里的囚徒，如果不想当囚徒就得受教育。什么是恰当的教育呢？苏格拉底的标准是能让心灵从朦胧的黎明转到真正的大白天，上升到真正的智慧。他列举了四种学问：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到了中世纪这四种学问就是大学里的四艺，学四艺之前还要先修三艺，语法、逻辑、修辞。
大家注意这个屏幕上我放的这两个拉丁文——quadrivium and trivium。这个拉丁文的本意是四条道路交会处，或者三条道路交会处。三艺和四艺合并成了著名的七艺。那么，七艺交汇在何处呢？就是这个七瓣花的核心——哲学。他们有七艺，我们东方有六艺。七艺和六艺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交集，比如说数学和音乐。然而无论七艺和六艺都没有建筑。彷佛这门古老的技艺和学问还不够高级。所以建筑师们就很不服气。
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家和工程师维特鲁威，留下了一部著名的建筑师书。他在开篇第一卷就谈到了建筑的教育。他说建筑师应掌握多门学问，建立全面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因为所有其他术业的工作都要靠它来检验和判断。这个知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科目：绘图、几何、光学、算术、历史、哲学、音乐、语文、星象、水文、地质。别说三艺四艺六艺七艺，凡是两千年以前已经有的学问和技艺，建筑师都得学，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还要能掐会算，听起来非常可疑。所以维特鲁威就解释说，对于缺乏经验的人而言，掌握这么多学问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切学问都有共同根基而且彼此关联，了解这一点就可以触类旁通。也就是说，两千年以前工程师维特鲁威提到了建筑师要有通识教育。维特鲁威特别强调哲学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哲学就是爱智慧。他说爱智慧的建筑师应该志向高洁，谦逊而不狂妄，诚实和不贪婪。这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正直诚实的品行，将无法胜任任何工作。所以这句话给我感触也特别深，如果给维特鲁威给罗马人办一所建筑学院，我想他应该很像我们古代的书院，不光传授学问，还注重德行的培养。
然而两千年以后的今天建筑系的学生已经不可能，似乎也觉得没有必要接受这类通识教育。但是祖师爷的话偶尔还会在耳边回响。说到这，我想起了一件事。30年前我们建筑学院的院长在年终总结会上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收进来的学生是高考状元，送出去的就不是了呢？看来院长很为目前的建筑教育担忧。这个问题抛出来却没有人能回答。我也很想问，但是我把问题改了一下，我说为什么我们领进来的是文艺复兴人，送出去的就不是了呢？我关心的不是高考状元，而是这些学生们的身心成长。他们刚迈进大学校园的时候，是最像文艺复兴人的，多才多艺，知识结构还在一个比较全面和平衡的状态。如果按照维特鲁威的标准，可以说是准建筑师了。然而过两年就会发现他们的眼界在逐渐变窄。到了高年级，就很少有经历和愿望去关注建筑之外的事情。以前学过的其他的知识和技艺也生疏了。这就好像一个人从小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但是武功废了。我想任何专业的大学生多少都会经历类似的变化，但是这个现象出现在建筑系就挺奇怪。因为我们总有一种优越感，觉得建筑很特殊，又是艺术又是科学。我们的学生不需要去修通识课，我们就是通识。可是看现在建筑系的课程设置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一切跟建筑没有直接关联的知识都取消了。数学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建筑数学，连美术类课程也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课时，而建筑系的学生们还在不停地熬夜画图，没有时间做学问，没有时间真正读书，艺术生活也成了奢侈。
大家都知道清华建筑系是梁思成创办的。去年正好是梁思成诞辰120周年，学界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按照主流观点，清华大学建筑系是综合了德国包豪斯和法国巴黎美术学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创办的，但是很少有人再往前追溯。其实，无论是包豪斯还是巴黎美院，源头都可以回到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没有建筑学院，甚至没有建筑师行会，但是有文艺复兴人。设计房子的是艺术家、学者和他们的供养人。我本人是学建筑出身的，又钻研了多年的文艺复兴。我不只一次想，梁思成身上就有浓厚的文艺复兴气质。他兼有现代学者和中国传统士人的特征。我想他跟Le Corbusier一样，也是一个现代文艺复兴人。所以我就特别好奇，梁思成当初创办建筑系的时候是不是也怀着维特鲁威和Alberti的理想，把多种学问和技艺融会贯通，兼顾中西传统来创造一个能够容纳现代通识教育，滋养年轻人身心的建筑书院？梁思成已经作古，我没法向他求证，但是我查阅过当年的档案和当年建筑系的课程，发现远比我们现在的丰富和完善。
前面多次说到了文艺复兴人，但到底什么是文艺复兴人？大多数人对于Renaissance man的印象就是像文艺复兴艺术家那样的全才或者通才，但这只是一种浅层认知。全才并不特别稀罕，无论哪个时代都能找出一些。但并非任何一个全才都担得起文艺复兴人的称号。即便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随便一个艺术家或学者都能叫文艺复兴人，我来举两个当之无愧的榜样：一个是大家都熟悉的Leonardo da Vinci ，还有一个是Alberti。学过建筑历史的人都听过Alberti这个名字。他继承和发扬了维特鲁威的思想，写了一部《论建筑》。从他开始，建筑师成了有身分的人物，而不再是中世纪的工匠，成为能够跟艺术家和学者平起平坐的一类精英式的人物。Alberti的涉猎远不止建筑，他是一位作家、艺术家、建筑师、诗人、哲学家、语言学家、也是密码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人若有志，则无所不能（A man can do all things if he wants）。” 他认为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人应当拥抱所有学问。发挥全部潜能，换成我们的话，就是人尽其才。
这是他给自己做的一个小浮雕。上课时我会特别引导学生去发现这个浮雕上很特别的一个细节，就是黄色的圈里，你们仔细看是一只眼睛，是一只长了翅膀的眼睛。眼睛是用来观察的，翅膀是用来飞翔的，所以这就是插上了翅膀的想象力。这是Alberti对于人的理解。人尽其才，这也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个基本信念，Alberti是用一生去践行这种信念的。
Alberti让我再次想起苏格拉底、维特鲁威和中世纪大学的七艺。我发现把这个传统串联起来的是一条关键线索：哲学即爱智慧。人的确可以拥抱许多学问，但是最终要回到心灵的修炼。如果仔细阅读Leonardo和Alberti的传记就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多才多艺是由内而外修炼而成的。他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始终保持新鲜和好奇。他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文艺复兴人的根本，其实是一种鲜活的、旺盛的、可持续的人生态度。我们再从词源上看，Renaissance man又叫Universal man。Homo universalis这个拉丁文来自希腊文形容词polymathes，意思是博学。由此衍生出了名词polymath指的是博闻强记多才多艺，并且能够把多种学问和技艺融会贯通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人。这跟维特鲁威的理念也是非常契合的，而universal、polymath这两个词又跟高等教育的起源密切相关。University就是大学，polytechnic原来是工艺专科学校。所以要做一个现代文艺复兴人，就得接受高等教育。可是，反过来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能造就一个文艺复兴人？我想是书院。
我在新雅书院教了五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我始终能够感受到一股旺盛的活力，特别让我感动的一次经历是两年前在新雅学生入学典礼上的发言。我往报告厅的方向走，老远就听见叮叮咚咚的音乐，进去一看几个学生正在排练开场的热身曲，架子鼓、小提琴、钢琴。他们玩得很开心。我的精神也为之一振。那种感觉就像吃了新鲜草莓，我好像看见一群活生生的文艺复兴人。他们将在这里拥抱学问，享受艺术生活。让心灵从朦胧的黎明转到真正的大白天。这非常契合我讲授和分享文艺复兴艺术的方式。我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让学生们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我会特别鼓励和引导他们用自己的双眼和心灵来观察和认知文艺复兴艺术。我希望他们能理解文艺复兴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时代。文艺复兴人就在我们中间。当然也有不足。我觉得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身体的修炼，在书院这样的地方，身体跟心灵应该共同成长，要知道Leonardo da Vinci不光是一个博学的艺术家，他还拥有运动员的体魄，他的身体素质是很棒的。然而我带大一的学生参观校园，跟他们讲这个建筑怎么怎么好，这时候大家还跟得上，但是我再往前走，我一边走一边兴冲冲地讲，忽然发现没人了。回头一看，学生们在老远的后面呼哧带喘地说：“老师走慢点我们跟不上”。我才意识到现在的学生太缺乏锻炼了，所以该由老师带他们劳育，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这就让我想到当年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一下就明白了这实在是对文艺复兴人的一个通俗而又精确的概括，而且就在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中世纪来自古希腊罗马的七艺里没有提到身体的训练，可是别忘了在我们的六艺里面射箭和驾车都是关乎到身体的发展。
我最后推荐一本我近读过的书，书名叫The Polymath,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Leonardo da Vinci to Susan Sontag，讲的就是文艺复兴人的文化史。作者是剑桥大学的一位荣修教授和著名的文化史学者。我提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思考。对不起Susan Sontag，但我想先把这个名字去掉，把书名变成填空题。文艺复兴人是从 Leonardo开始的，而我想我们书院应该为现代文艺复兴人交上自己的答卷，我希望填上这个空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整体。
铃木将久：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讲的是艺术，但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专门艺术教育，而是我们所谓共同追求的书院性的新的通识教育。
第二场 校园内外的生活：以元培学院为例
田野作为教育：元培学院的社会实践课程探索
孙飞宇：我今天要讲元培学院在过去两年时间中在社会实践课程方面的一些探索。过去几年由我负责社会实践的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心得，所以我的题目叫做《田野作为教育》。我本人正好是社会学系背景，在此前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很多年，所以有比较多的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到了元培学院之后，我们希望把田野调查跟我们既有的社会实践课程结合在一起，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设法把田野调查融入到社会实践作为书院教育的基本方向。
我们在社会实践的课程当中，每年会邀请学校里面各个专业院系中坚力量的教授开设一系列针对新生的小班教学。在这些课当中我们特别鼓励教授带领同学们到外面的世界。比如，邓小南老师和张鸣老师带领学生们到杭州考古现场，张剑葳老师带领同学们到山西大同，等等。
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课程，同学们可以体验社会实践。我们的通识教育课程当中还有一个系列，叫做“现代中国”。这门课是从社会学系、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来开设。这个课程也作为这五大系列中的一个系列，是元培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我们对任课老师在设计课程时有个小要求，就是这门课程考核必须要包括一个小型社会调查。也就是说，这个课程中同学们当然会学到相应的理论和社会调查的一些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自己组队去做社会调查的研究。这是我们社会实践当中的第二个类型，就是在通识课当中所有的同学都必须学到的。
我今天特别想介绍第三个方面，就是暑期社会实践本身作为一门课。这实际上是在原有的暑期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做出的一门课程。中国大学一般来说在大一或大二的暑期都会有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的实践团，很多同学也会参与。但它往往会比较形式化，不够深入。很多同学参加这个实践团的想法，我们也比较清楚，就是相当于希望有机会去旅游。这往往会落得走马观花，既不够深入也没有实现什么教育的意义，更不用提什么实现教育的目的了。自2020年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实践课就要求一个学分。元培学院自己来设计再把它转变成一个必修课。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这门课做成以社会学的专业田野调查的方法。我们邀请社会学系的教师与从事经验研究的教师来讲授至少两次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我们也在全国各地建设了一系列社会实践的基地，而且所有的基地都要有明确的实践主题。学生在每年暑假开始之前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来报名不同主题。元培学院有六位院领导，每位都会出动，带队展开暑期的社会实践。每个团从10几个人到30个人不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个院领导可能需要带两个团，所以也会邀请导师来帮助带队展开暑期社会实践。比如说，教育学院的刘云杉老师。刘云杉老师从事中国教育研究，就一连几年都不断在带领我们的同学去陕西展开社会实践，主题是跟她自己的研究恰好搭在一起，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中小学教育问题研究。总而言之，所有的暑期社会实践教育团都以学术问题为取向，以专业的调研方法为基本的社会实践。在整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要求地方政府及相应接待方带我们真正进入到无论是农村里还是农户当中，或者是其他一线，就像专业的社会调研一样。我们也每天晚上都会召开非常热烈的讨论会。有时候我们做老师的都会非常感动，因为同学们会从晚上七点钟一直讨论到凌晨一点，消化讨论当天所遇到的问题与所做的访谈。在实践结束之后会要求每小组撰写调研报告，每一个小组会在一起开会汇总成一个报告。在十月或十一月份我们会举办社会实践报告的展示大会和比赛。最后优胜者会获得一定的奖励，应该是会给现金奖励的。给各位老师看一下，这两张照片是我们在山东寿光的蔬菜种植基地和在浙江绍兴的村委会里跟负责人讨论事情的情形。
我们在总体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想法：让来自东部和南部比较发达的地域的同学们去中西部比较贫困的区域，让从中西部地区来的同学去上海、深圳、江浙这些比较富裕的地方看一看。在专业化的调查当中，同学们就有了很多感触。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同学们对社会的认识有非常清晰的提高。下边的照片是我们在康师傅所建的基地当中。在上海，他们把我们带到商场中，请他们在商场中推销他们产品的一线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这些货架是怎么摆的，货架上什么饮料摆在什么位置，大概对应的销路是什么样的，就是帮助同学们去了解推销产品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做老师的感受也特别深，一方面是特别能够感受到同学们的成长，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同学们对自我的认识不断增加。他们自己也感动，看着他们热烈的讨论，我们也很感动。这是第三大类型。
第四大类型是培养同学们的责任感。这也是我们社会实践的一部份。我们会不断鼓励同学们去做各种校园服务、社会服务、各种大型活动等等。
最后一类是学生自主建设的组织。因为元培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师团队，所以在学院建设上是得力于大量学生组织的。这些组织里有德智体美劳等不同方面。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学术学会”（简称“三学”）。他们在很多层面上帮助学院做了大量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会在校园内对同学们定期做相应的调查：调查哪一门课比较适合做为元培的通识教育课程？哪一门课的老师讲得比较好？哪一门课的老师讲得不太好？哪一门课更适合放在培养方案中？哪一门课不适合？等等。他们每一学年会形成年度报告。我们根据它进行讨论。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建议和结果我们都会接受。但我觉得他们有自组织的意识是非常好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几年比较活跃的同学们创办了叁拾伍圆设计实验室。这是一个设计小组。我们元培现在各种各样的Logo、办公用品、空间设计都是由叁拾伍圆设计实验室所做出来的。他们做了很多特别有趣的工作。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学生们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组织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实践过程，同样对同学们的成长和学院的运行都非常重要。
我们每年会举办策划大赛，让同学们自己组成小组，提出策划方案，内容是怎么做会对学院更好。我们要求他们要给出具体的方案。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每个小组都要求给出具体的方案，甚至要给出预算，最后大家投票。得分最高的我们会帮助实施，所以学院里面的很多变化是由同学们提出与推动实现的。我们元培学院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确实能够体现出一个自由学习的共同体。这是元培学院现在对自我的称呼。大家得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以住宿制书院落实五育并举，实现本科教育的全人培养
李泊桥：我们在住宿制书院中一直在探讨到底什么是更好的本科生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元培学院的整体教育理念和方法是专业的自由选择和年限的自由。我们想构建一个前瞻性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我们和专业院系的差别确实是在书院建设当中更加关注人格成长。我们在工作中确实能感受到，很多同学都在焦虑、疏离和缺乏自信。蔡元培先生有句话：“尚自然展个性，化孤独为共同”。针对我们目前学生的孤独和焦虑，包括一些不安情绪，我们希望能通过书院共同体的建设来解决。目前在书院建设过程中，我们致力于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来塑造完全人格。我们通过书院实践教育探索一个完整的人和一个具备社会发展的公民到底应该具备什么基本素质，同时我们透过社团和俱乐部的建设来组织同学们共同参与整个住宿的生活。其中，培养学生自我成长与自我管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培养方案中围绕在德智体美劳设定了两个必修学分， 64个学时书院课程。
在德育方面，我们主要落实公民道德建设，我们以立德树人为最主要的根本。在整个立德树人以及全人培养方面，我们特别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希望透过沉浸式的教育活动来提升同学们日常的道德品质和综合能力。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课程来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同时将学业和学校的体系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做到真正培养有道德、责任感的合格公民。我们在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同学们共同参与建设。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整个课程中建立起很多交流的平台，让大家有更好、更真诚的交流。
在智育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开发新的思维，提升综合能力，辅助学业发展。开设了一些课程来辅助学生学业发展，帮助他们做好学业规划，同时扩展国际化视野，提升学习能力和整个学术训练水平，也包括思维开拓的扩展。
要有健康的身体、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我们建立了很多以不同兴趣爱好为主的体育课程，让大家培养运动习惯，提升身体素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重身体素质的培养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如何结合起来。很多同学对身体的关注、对运动的了解都不太够，有些同学甚至没有这方面的习惯。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能够锻炼每个人的身体，弘扬体育文化，凝聚共识。
在美育方面，强调陶冶情操，提升审美。开设了包括轻松歌唱、扬琴、古琴、戏剧课、绘画。我们希望大家培养对美的理解与感受。首先我们希望透过陶冶学生情操提升审美能力，并基于兴趣导向来寻找我们共同的伙伴，建立整体意识，化孤独为共同。“轻松歌唱”这门课是我们去年面向零基础的学生开设的。同学们很多都没上过课，甚至没有上过台的经验。通过这门课程，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音乐是什么，在团队中促进人际交往。今年我们同时开了两门轻松歌唱课，分为基础班和进阶班。大家表演的时候都盛装出席，真正体会到课程能给大家带来的真实感受，从这个课程中来体会自己的内心成长。
在整个劳动教育当中，我们还特别希望同学们在劳动过程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同时感悟劳动的乐趣，树立劳动精神，培养主人翁的意识。我们把35楼建设、课程建设、生活技能建设都放在里面，提供劳动的体会和感悟这两个方面的成长。我们跟学校餐饮中心开了一门联合课程，叫做“美食圆桌汇”，这门课程在学校里深受学生欢迎。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在劳动这方面都不太愿意、也不太会。所以我们从同学们在食堂喜欢的菜品开始，帮助他们培养兴趣，提高技能。
在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制度方面，我们书院制度化建设，为的是让同学们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我们设立的新生训练营，长达一学期的新生讨论班，还有新生学科的讲座和导师面对面指导，在书院层面组织成为元培人书院实践之旅等新生适应性活动。这些内容都是用来支持同学们更好地融入专业学习，并把学习和生活更好地衔接起来。
再讲讲空间育人方面。目前，高校教育空间一直没有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我们希望能利用35楼学生宿舍整体建设中更好地支持元培学院的教育意义和理念。所以我们在书院空间里面建设了自习室、活动空间、多功能房，还有餐吧、咖啡厅。空间育人对我们来说是有必要的新尝试之一。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把空间育人的内容扩展得更为广阔，同时希望他教育的内涵也更加深入。
在全员育人方面，元培学院以住宿制书院为平台，整合教学系统和学生工作系统的力量，构建全员育人的新模式。学院全体老师都以班主任或导师的身份参与了住宿制书院的各项教育实践，开设书院课程，建立了教学-学工联席会制度，定期沟通学生培养状况，综合导师、学工、住宿辅导员、朋辈的力量对学业预警学生和成绩波动较大的学生进行帮扶。广泛联络各方面教育资源，建立元培书院导师制度，诚邀杰出院友、校内各职能单位、社会各界杰出人士，共建书院育人课程。为提升学生的国际化能力，开拓国际化视野，提高综合素质，学院和国际合作部联合打造了《国际化能力提升理论与实践》书院课程。提升了同学们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境外学习能力。为促进书院审美教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学院以建院20周年为契机打造了书院荣誉导师制度，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前院长潘公凯教授担任元培书院荣誉导师。
学院创新教育思路，引导同学积极参与书院建设。除了我们学院的老师们之外，还有两套重要的支持体系。一个是新生辅导员。他们了解新生日常的学业问题，为学生提供咨询和辅导，助力新生更好适应大学生活，找到自我发展方向。另一个是住宿辅导员。我们在校内率先推动实行住宿辅导员驻楼制。聘任思政能力过关、工作能力强、热爱教育事业、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的老师和高年级学生担任辅导员，参与组织书院课程的管理，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热情。住宿辅导员现在一共有19名，他们主要工作包括：指导书院课程和俱乐部建设，引导学生参与书院课程和俱乐部建设，催化学生共同体意识；关心学生住宿生活，定期走访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生活情况，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组织宿舍楼宇管理，负责宿舍基础设施维护、宿舍卫生检查，参与地下空间管理宿舍片区书院文化建设；负责书院共同体建设，引导学生参与书院管理，营造书院温暖“家庭”氛围。其中刚才介绍的叁拾伍圆设计实验室就是住宿辅导员在带。这是学生自我管理和建设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例子。我们希望在35楼建设上能够开发出一套自己的书院智能系统，目前已经到了3.0的版本，已经成为服务同学特别好的一个平台。目前我们书院的课程都是透过这个平台进行选课的。
第三场 打造通人：以新亚书院为例
廣大出胸襟：論新亞書院的通人教育
张锦少：我代表新亚书院介绍一下我们书院对于培养同学全人发展的工作。我把它称为通人教育。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是香港唯一一所书院制的大学。我们新亚书院1949年创立，是由钱穆先生跟一群来自内地的学者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创办。我们书院的目标是继承我国著名书院讲学的精神，旁及西欧大学讲师的制度以及人文主义的教育宗旨来沟通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作出贡献。1959年，新亚接受香港政府的辅助，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由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还有联合书院组成。1973年，搬入现在的中文大学校园。
我们书院在宗旨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承宋明书院。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部分莫过于宋明书院。宋明书院是我们传统教育当中最值得保留的先例。钱穆先生也讲过，新亚书院的目标是培养通才。书院1950年的招生简章中这样写：“我们书院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学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明，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根据这个宗旨，我们认为求知识跟做人是同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同学们确实能做到这一点。我简单地把我们书院的理念整理成这个图。
第一，我们书院称作书院不称为学校，不称为学院。目的在于我们对于宋明书院的执着。第二，我们先求通识，再求专长。第三，我们强调做人的学问，以求学做人作为目标。
进入新亚书院的同学们要理解我们新亚的学规。《新亚学规》一共有24条，我们可以归纳几点：第一点，以人为本的教育；第二点，追求以博通广大为目标的人文教学；第三点，以培养通人、通才、通识为目标的学生教育。以下我想从通识、通才、通人这三个关键词来跟大家阐述一下我们新亚的通人教育理念。
首先是关于通识的部分。新亚创校的先贤仰慕宋明书院讲学的传统，在官学之外，开展以人为中心、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除了我们的老师亲自授课之外，也邀请名重士林的学者来讲学，如同南宋时期吕祖谦在鹅湖山邀请朱熹和陆九渊开创了书院会讲之先河。我们创校时以这种模式进行学生教育。对于通识的重视向来是我们新亚书院的特色。但我们新亚所谓的通识并不等同于当前世界各地大学普及推行的liberal education 或 general education。如果以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为参照的话，1963年创校的时候，在课程编制上已经开设大学本科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但我们新亚继承宋明书院里面的通识理念，且1949年创校时已经确立了。 我们提倡的通识不是特别的一门课程，而是以人为本，就是所谓以人物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它的重点不是专门的实用知识的讲授。
接着我讲通才的部分。已故中国著名哲学家刘述先先生说，中国自宋代以来就有身心兼顾、知情义并重的通识教育，中国传统一向重视通才胜过专技。他也说，一直到清朝在制度上仍然是官吏分途。“吏”是熟悉地方实际事务的专才，“官”则是在中央任命肩挑行政责任的通才。新亚书院1950年招生简章讲，只有人文主义教学可以救当时的教育风气。这个风气就是专为谋求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狭义目标的流弊。也就是说，新亚书院创立以来一直追求的就是一种通才的教育。其实，通才跟通人在某个意义上可以是相通的。我选用“通人”的时候，特意要强调我们书院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查了古籍会知道“通人”这个词早以前就有。讲得最多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其中对于通人的概念跟我们现在讲的非常接近，就是通明博见，博览古今的一种要求。我们希望学生能做到的是这样的一种目标。
我们在通才和通人理念的指引下举办大量的学术与文化活动。这些学术与文化活动都和中国文化有关。比方说，我们有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还有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等等。此外，还有以提升同学语文能力为目的的一些工作坊，如普通话、英语、日语等等。我们也有学期交换计划，和湖南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学校进行相关的交流活动。我们鼓励同学到世界各地去进行暑期实习计划。同学们也自行主持社团开展大量的活动，如国术会与国乐会，还有一些剧社、乐队还有社会服务的团队等等。最近十年来，我们全力推行“新亚青年学人计划的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这个计划2013年成立，宗旨是鼓励同学了解书院的使命和精神，特别是要加强对于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认识，从而得到全人的发展，成为一个了解当代社会并具备领导才能的年轻人。在一整年的过程中，我们会对我们的学员安排一系列与文化有关的各类活动。比如，本地历史文化的导赏团、两岸历史文化的考察团等，还有一些关于中国文学、对联、历史、哲学、古琴、国画、中国书法的分享，还会培训他们一些社交礼仪、沟通技巧等等。这个青年学人的计划到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我们这个计划培养出来的同学后来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最后我把我们书院校歌里面的两句“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送给大家。它表达了我们的通人理想：有广大的胸襟，了解上下古今的历史，来对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第四场 “艺”的温故知新：以东亚艺文书院为例
“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论在精英教育中的音乐与体育
田中有纪：我今天的题目是“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将讨论精英教育中的音乐和体育。首先让我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学生时代。我参加过学生合唱团，叫做柏叶会合唱团。它的前身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音乐部合唱团。“柏叶”来自于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的校徽图案。当时，因为大学把我们练习的地方改建成餐馆，我们失去了练习的场所，大学也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地方。所以，我们去找学校和校方进行交涉。后来大学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比较好的练习场所。我记得是大四的时候，我们的社团还获得了校长奖。这个经历让我觉察到学生活动自主性的重要。
我再举一个英国的例子。哈罗学校的校长说，如果你想了解这所名校的本质，你可以查一查他们的校歌。歌词讲述从入学到毕业整个四年学习的成长过程，而且主要是以体育运动为主要内容。所以，比如足球比赛等的体育比赛，声援队齐唱这首歌。在毕业典礼上也要唱。总之，学校里的各种节目都离不开演唱。这样，歌颂体育运动的歌曲在英国公立学校中广泛普及。不仅如此，还影响到了我们的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
明治时期的学校教育非常重视体育。 高校生做为近代运动的推手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重视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知道服从有条不紊的规则行事，也就是，通过体育运动来培养崇高人格。早期的一高把英国公立学校当成自己教养教育的典范。由外国教师进行体育运动指导，建立了棒球队、赛艇队等等，水平可称一流。推广体育运动的同时，歌颂高尚人格、赞颂人生的歌曲也陆续出现，成为代表校风的文化现象。和英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学校把体育运动和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学生的体育运动通常选拔代表选手进行比赛。但有些研究指出，1930年左右，这种偏重于竞争的体育运动受到批评，从那之后，少数人从事的体育运动开始向多数人参与的民众体育运动转移，于是出现了大家都可以一起运动的体操。
一高的体育运动总伴随着声援歌曲。与之相关，一高音乐部所举办的音乐会也很重要。自1897年，民间音乐团体或者东京音乐学校在上野举办定期演奏会。一般民众接触西洋音乐的机会增加了，而音乐会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学生。所以就西方音乐在日本的建立来看，学生音乐团体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02年，一高成立了自己的音乐部，而日本第一个专业管弦乐团的成立是在1962年。学生音乐团体的成立竟然早于专业音乐团体。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学友会音乐部建立了管弦乐队，从德国买了乐谱和乐器，也是教授们帮着买的。1921年，他们举办第一次演奏会。在音乐部的历史中，也有很多学生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教授，比如，著名科学史家村上阳一郎（Murakami Yōyichirō）。他曾经强调乐团的成员不应该有专业意识。
我们再看看北大的体育和音乐情况如何。北大很早就有体育社团，比如说健身会和静坐会等等。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1922年举办的春季运动会。这是学校的领导和学者都高度重视的。《北大日刊》也专门发行了1922年春季运动会增刊。当然，蔡元培的体育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积极倡导军国民体育，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观点，强调“全员运动会”的教育作用。他倡导学校体育的普及性，反对学校体育中的选手制竞技体育。在音乐方面，北大音乐团于1916年成立，后来改称北大乐理研究会。这也反映着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就是非常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1919年，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改名为北大音乐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偏重理论，技术也专门化，成绩也不好。所以蔡元培决定由学校来管理它，并改名为音乐传习所，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和体育对学生人格的形成都是必要的。这种思想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一样。但是，根据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对培养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所以很容易和当时的理想主义相结合。武士道或者军国主义也是如此。现代学生扮演着领导、提升该国家该地方文化的角色。因此，提高技术的努力是应该的。虽然学生一般都只是业余爱好者，但还是要有上进心，而他们那种非运动专业的精英体育人，或者非音乐专业的音乐教养人的存在实际上才很重要。我再拿蔡元培的例子。他说：“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他认为现在的体育只关注优秀运动员，并没有致力于向更广大的大学生普及开来。于是，他重视运动会的作用，因为运动会能让不喜欢运动的人对体育产生兴趣。另外，胡适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他有一次观摩北大的春季运动会，回忆起他在美国的时候看过自己大学和另一所大学之间的足球比赛，不仅是学生，老教授也拼命给选手欢呼。
让我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无论体育还是音乐都会和当时的理想主义勾连起来。我们的大学生都是将来领导社会的精英。他们也没有必要成为专业运动员、专业音乐家。但同时，技术水平也不能太低。就引导他们的教职工而言，他们要以“少年之心”来帮助学生们发挥自主性，形成良好的师生合作。
作为liberal arts的影片制作
高山花子：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东大驹场校区进行的电影影片制作的经验。自2020年11月，我开始组织驹场校区101号馆影片制作项目。东亚艺文书院办公室在这个楼里。
三年前，东亚艺文书院刚设立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知道该楼当初是专门为中国学生盖的。大约是在1935年左右。如今，东大驹场校区以其liberal arts课程著称。驹场的教育可追溯到第一高等学校的时代。那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住在宿舍中。我们101号馆作为中国留学生专用教学楼，本身具有很复杂的历史和记忆。所以，石井教授倡议，以101号馆为核心，用特殊的叙述方式重现一高和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面貌。叙述历史，我们通常会采取文字记录或口述，而他所说的“特殊的方式”指的是，以影片的制作来尝试别样的叙述方式。我们通过公开选拔从博士生中组织了三个研究助理。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3月，我和他们一起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当时的学生留下来的日记。随后，我们决定聚焦于他们的认同和共同体归属感的问题。但还没有形成整体构思和框架。所以我们走访驹场内外，考察驹场的其他历史建筑，采访老教授，逐渐建构了叙述的线索。影片的故事从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学生的视角展开。他是研究1930、40年代第一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我们虚构出来这样一个学生作为主人公，由他来叙述故事。到今天为止，我们终于完成了声音方面的处理。后天，也就是3月18日，我们会举办首次内部上映会。
我们这个制作队伍只有四个人，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但是得益于这个“小”的特点，我们互相之间的沟通非常密切。下面，让我来概述一下这个影片制作项目的特点。首先，这是跨学科的交流。影片导演是一个博士生。他的研究方向就是电影研究。但在影片制作方面，包括他在内，我们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我们彼此之间分享我们各自的知识，比如文学、哲学、史学、音乐学、摄影等有关的知识，也做了很多相互批评。这是我们在制作过程中的主要环节。第二，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关系的融和。我们的项目不是设立在正规课堂之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如导演、记录、演员、摄影，等等。我自己担任制片人。这种分工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崭新。我想强调的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互相融合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此外，我们有幸得到机会与专业音乐家和诗人合作：久保田翠（Kubota Midori）老师根据一高校歌，重新为影片创作了乐曲；森永泰弘（Morinaga Yasuhiro）老师负责设计影片的声音效果。这两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艺术创作的真实实践过程。一般的研究项目是不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的。
在东京大学，我们这样的影片制作项目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类似的例子。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尝试。我们也自然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们即将完成这一艺术创作项目。这是一个集体项目，也是团队合作。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恰恰是生活在大学里面，也是因为在东亚艺文书院的“书院”模式中合作。我们的项目和学生社团不同，也不同于课程活动。教授的强力支持和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互动支撑着我们的项目。我认为，影片制作作为liberal arts的一个环节具有独特的潜力，而这取决于团队合作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有多种方法都是可以尝试的。我也希望在别的研究项目中再尝试制作另外一种影视作品。
圆桌讨论
石井刚：我从清华和北大的经验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所以我想请教两校的老师，中国近现代艺术的经验会对现代书院的建设或发展起到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李睦：我们是有近代的学术、教学和教育的传统。这个传统往往把艺术教育作为实用性来对待。在更多的人心目中，会认为艺术是一个实用性的领域。所以他们在看待其教学作用的时候，难免会从这个方向去考虑，难免会把艺术归类到专业教育的领域。从学生的角度说，多数人也认为艺术和他的关系不大，所以会认为没有用，结果会对艺术产生一种隔阂感。这也是我们现在做艺术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困难所在。我想通过一个带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内容的课程来化解大家对艺术教育的误解。
刘晨：我在国外的时候系统地研究过文艺复兴的历史。但我本人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它对我思想和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学成之后一直想做文艺复兴在20世纪在中国的接受。我有一些案例研究，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一些年轻学子去西方求知。比如说，蒋百里、傅雷以及胡适等等。胡适有一篇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也是发源于语言的。傅雷作为一个年轻学子，对于艺术史开始产生兴趣，后来又从事翻译。他的写作和翻译的风格都让我知道他能够贯通美术、音乐和文学，在不同领域之间自由翱翔。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正好也让我想到如何把这样一个思想的传统逐渐潜移默化到我的教学当中。傅雷刚从巴黎回来在上海开始教书的时候，根据他的讲稿而形成《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我小读这本书长大的。这本书让我知道，当我们在谈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我们不单单面对一个视觉材料，也可以打通很多领域。这也是广义上的文艺复兴给我的一个启示吧。我也把这套想法和灵感用到了我的教学当中。而且我发现这个还挺好用的。很多年轻的学生自己并没有建立联系，但是，当你鼓励他们去非常新鲜地观察并且勇于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在潜意识中建立关联。他们读到了一首诗，比如有学生特别喜欢音乐，那么，一首乐曲都能够使他们对眼前的艺术品和音乐建立一种联系。广义上的文艺复兴打通各个领域。它的启发意义是很大的。
石井刚：元培学院学生的人数是一千多，这个规模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看，是多还是少？将来要往更多的方向发展还是维持现在的规模？
李猛：我刚看我们今年毕业生给我们交的毕业感受，叫“毕业之声”。其中有一条就是人多，人多成了一个元培非常好的一点。我们以前也犹豫过，元培最初的人数大概是现在的一半多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人数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这个人数刚好每年我们招生的上限，不能超过，超过了宿舍楼就住不下。宿舍楼的物理特点决定人数，我觉得没什么理论原因。但是，我觉得人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因为我们自己选专业，这样保障比如说历史、哲学这样相对选择面较少的专业也能形成小的团体。也许石井老师的问题是，这么多人要做一个集体性的某些教学安排比新雅书院还要困难很多，为什么我们还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以及希望学生自由？如果是，我的回答第一个就是：这是北大传统；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和这个规模有一定关系。我们希望学生能在这里相互带领。我们学生在书院里面参与的部分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我们现在还是父爱主义太强了，就什么都给孩子照顾得非常好。我们希望，通过参与建设，同学们的责任感能大大增强，而且他们能理解你做的许多努力。现在我们的感觉是，越不参与的越会抱怨。就是，百分之20、30的学生由于各种性格的原因参与得非常不够，他们往往更容易抱怨。第二个我觉得不同类型的人相互在一起，会化合出不一样的效果。中国大学这些年比较大的变化是研究性大学的建设，可能在整个亚洲都有这个特点。我们在世界大学排名中上升，但是随着学科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加强，现在大家往下延伸，希望从本科阶段就开始研究，尽早进实验室，尽早发文章，成为我们大学优秀的一个标准。通识教育、书院、人格成长等的许多建设都不太重要了。这并不是坏事，其实学生也在支持。但是，我觉得这样会给学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应该多创造一些环境让大家觉得在这里头可以有相互合作的机会。我感觉东亚文化在这方面有优势，所以希望形成一点对冲的力量。然后发挥出我们文化中的一些特质，还不至于让大家特别难受。这是我希望可以一起着手探索的地方。
田中有纪：我想向李睦老师请教一下有关非专业学生的艺术能力的问题。比如说画画儿，您对他们绘画的技术能力感兴趣吗？您认为学生们的技术水平越高越好，还是水平本身没有重要性？在我的学生时代，东大有很多社团，但其中的水平参差不齐，也有的实际上就是在玩儿而已。我认为他们也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那么，在书院里面进行艺术教育，您认为应该怎样要求学生技术方面的提高。
李睦：上我的课的同学们大多数都从来没有画过画儿，没有过艺术方面训练的经历。我更看重的不是学生的手，而是他们的眼睛。这个课要提升他们动手的能力、画画儿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提升他们观察和比较分析事物的能力。所以在技能和审美两个部分，如果有所侧重的话，我可能更侧重审美的引导。我更愿意让同学们通过绘画知道跟审美相关的，比如秩序、平衡、规律等等，还有很多甚至于破坏、构建这样的因素。我也认为随着同学们画得越来越多，他们会逐渐掌握更多技术方面的规律，也会创造出自己的技术、绘画技巧、技法。这也是我特别想看到的。他们毕竟不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所以如果有所选择的话，让他们更多地开阔眼界。这个对他们将来一生的发展都会有好处。
田中有纪：我也想向北大的老师问一下问题。元培有很多种活动，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真的会去参加。但是，我现在考虑的是学生们的文化接受力的问题。比如说，从农村过来的学生和从城市过来的学生，他们的生活环境很不同。从小有条件接触到音乐和美术的学生，接受力可能更高一些。拿我自己当例子，我讲中国音乐史，来上课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她觉得除了她以外的学生都对音乐非常了解，她很难参与到课堂讨论。她自己后来跟我说，因为她从农村来东京，在音乐方面的知识相对于东京的学生，特别是从东京的私立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讲很缺乏，所以每次面对这样的场面，就会丧失自信。
李泊桥：五育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类似的问题。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对各个不同领域的内容掌握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从整个课程建设的过程中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不同层级的选择，希望同学们在不同领域都有不同的体会。就像我刚才举例的时候说，是要设置学分的。在高考制度的体系下，大家对于课程和兴趣爱好的界定是比较明确的。其实，好多同学可能在美育方面有基本天赋，甚至钢琴能够达到演奏级。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去教其他同学，通过帮助别人来成就自己的成长是很重要的。而对于不同的同学来说，提高更重要，甚至有些同学可能觉得自己不适合某一项，比如说音乐、画画儿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提供一些政策和体制上的支持希望他们做不同的尝试，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不同的追求，从而引导他们走向不同的阶层。所以我觉得技能的不同，或者地区文化的不同，都可以通过安排不同层次的课程来帮助大家更好地融入到教育当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来建设自己的课程体系。为此，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有特长的同学，比如说钢琴可以达到演奏级的同学教初级阶段的同学，这样促进他们共同参与，加深对音乐的体会。
柳干康：我一直在日本读书，在乡下成长后来到东京大学读书，从那时就离开了自己的老家开始过一个人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大学生除了在大学所在城市长大的人以外，大多数都在自己租房子住，会感到孤独。我也不例外。所以听到李泊桥老师说的“化孤独为共同”，令我羡慕北大的同学。如果我在中国读书的话，真的想在书院跟大家一起读书。但同时我也觉得，孤独和共同之间仍然有较大的距离。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可能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没有兄弟姊妹。所以，我猜想跟其他人一起生活也许会有些难度吧。如果这样，从孤独到共同的变化是不是会困难一些？
李泊桥：我们之所以现在把“化孤独为共同”这个说法拿出来介绍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同学们在入校以后就逐步建立共同体。这不仅意味着物理上住在一个楼里面，更主要的是一个生活、学习、成长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体系化的支持来帮助他们。在一方面，我们帮助同学们进行学业上的指导；另一方面，我们也成立了很多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和小组来帮助他们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相互沟通。所以独生子女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到了异地，他们需要朋友，需要支持。无论在大学还是在他们未来会面对的社会，与人交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在他们要摆脱高中时期的独生子女家庭环境进入到学校环境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培养自己的社会人格。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到各个组织。我们也提供一定的措施，包括刚才介绍的新生指导员。我们还有住宿辅导员，生活、学业、心理上的问题，都可以跟他们进行深层的沟通。我们的院长说得特别好，说我们在学院里面就是在搭台给学员们唱戏。意思就是说，让大家共同建设这个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让每一个人参与到学院和书院的建设。只有参与和投入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有更好的成长和发展。之所以孤独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伙伴。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逐渐适应大学生活，到高年级以后再逐渐适应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生活。这是我们目前做的相关内容。
铃木将久：谢谢刚才柳教授的提问，不仅是针对北大，其他学校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青年的孤独和焦虑感也是东亚各地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还想多听一些其他学校的经验。
张锦少：香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因为汇聚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我们新亚书院也有很多国外的同学。所以我们要照顾的不仅仅是我们本地同学的需要，还有一些国际生或者内地生的需要。在我们的书院而言，我觉得住在宿舍的体验非常棒，而且也是非常需要的生活体验。此外，我觉得应该要有以融入文化为本的教育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该以学生为本，让学生去体验香港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在哪里。比方说，有些国际同学对中国文化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会在一些比较特别的节日，比方说中秋节、春节的时候特别组织本地同学举办一些活动和国际的同学、内地的同学一起享受，这样，让他们成为一个群体来了解本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对新来的国际学生，我们会给他们三天两夜的体验活动，也有由我们本地同学来组织各种活动。这些都是以学生为本。他们自主发挥，自主组织，都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人生中非常棒、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书院可以提供他们一些体验的平台。至于怎么体验，还是以学生，以人为本最重要。
刘晨：“化孤独为共同”是蔡元培先生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蔡先生是有他特殊的语境的。他指的“孤独”是有所特指的。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我觉得他所指的孤独可能是年轻人过于困苦于自己的小世界、小天地，找不到人生出路。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深刻，就是如何处理好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理解的切入点。放到我们的当下，就是一百年过去之后其实很多事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现在的人所面临的孤独可能是一种“人的境况 Human Condition”吧。我觉得大学、书院以及中世纪的修道院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而其存在本质上并不是要消除孤独。因为如果孤独真的是一种人的境况的话，我们是没法去消除它的。我在我的教学体验当中经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对学生们的感受，我要去判断这是人的境况层面的问题，还是他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出路的问题。如果是前者的话，我会交给他，让他去跟孤独相处。所以我想，也许我们的书院共同体也可以教我们的学生跟孤独相处，而不是彻底的去消弥孤独。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建立共同体和个体之间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
张政远：依我的了解，在以前的香港中文大学，书院与学系这两者的关系很密切。比方说，哲学系只有崇基学院和新亚书院的学生，艺术系就是只有新亚书院的学生。但是后来各方面变化很多，不知道新亚书院现在跟艺术系的关系怎么样？所有艺术系的学生现在还是新亚书院的学生吗？新亚书院和艺术系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
张锦少：从书院的角度来讲，书院和学系之间应该是有分工的。培训同学专业知识的部分应该由学系来负责，培训同学人格、性格方面的训练应该由书院来进行。这也是我们中文大学特别突出的一个书院特色。过去有一些学系，特别是人文学系和个别书院关系很密切。比如说艺术系跟我们新亚的关系特别密切，只有新亚书院的同学才可以念艺术。比方说音乐，这是在崇基学院。现在大学方面越来越希望每一个学系都会有更多来自不同书院的同学能修读。但我们新亚书院楼上就是艺术学系，所以艺术学系现在还是在我们新亚书院这边。我估计他们也应该还希望继续留在新亚这边。我们跟艺术学院的关系目前都还是非常密切的。这也是我们新亚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创作与成就还是比较突出的。
张政远：我也想问一下高山老师。把影片制作和liberal arts结合起来，的确是很重要的尝试。但是，实际上你们做的比我们预期的还要专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业余创作，但是，现在看来，几乎就是专业产品。我也高度赞赏你们的整个专业化努力。但是我想，这样做，我们还是要考虑我们书院的条件能否支持这种制作。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更要执着于业余性？哪怕我们缺少学术性，哪怕我们没有财政支持，我们也仍然可以制作影片。因此我想知道你如何想影片制作中的专业性。
高山花子：我认为，我们的项目还是十分业余的。看起来片子的质量很高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学习了很多经典影视作品的观点。虽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影片制作的专家，但是每一个人都看过很多经典作品，如希区柯克、塔可夫斯基、克里斯·马克，等等。我们试图模仿这些经典中的很多优点。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充分的时间制作这部片子。已经有一年半左右了。我想说的是，即便没有很优厚的财政支持，或者大部分都不是专业学生，只要有深度的交流、努力从电影研究中取经，还有相互批评，我们就可以完成高水准的工作。而且，这是和电影产业很不一样的地方。
石井刚：从财政支持的角度也可以说他们还是业余制作的。但是这个业余精神里面也包含一些专业的因素，也就是请专业人士参与进来。但是他们都是自愿参与的。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我们是做教育的，就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愿意参与到我们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要培养新的人才。我们经常问：我们在市场经济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去建设我们更好的大学教育？其实，我们还是有办法，也就是让社会更多地了解我们所做的，然后请他们参与到我们的教育里。
刘建波：有些学院的课程是有教师参与的学院课程，但更多的是学生自我组织的书院课程。这个背后的逻辑大概是学生自我学习与组织并不单单是学生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觉得学生的实践过程在教育上也许会大于理论的收获。我想问，清华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课程方面是不是以比较有计划的导师参与的课程为主，还是学生自我组织的课程为主？如果说有什么特色的话，背后是怎么考虑的？
赵晓力：由我来回答一下清华的情况。清华还没有像北大这样有同学们发起设计的课程。两位老师讲的都是有学分的正式课。我们现在去设计一些没有学分的课。这就不进入学校选课的地图，但是这些课到目前为止也都是由书院发起。我们以前也知道元培学生的主动性很强，所以，我们在新雅里面也提倡这种风气。但是两个学校的文化不同。目前看来新雅还没有元培那么注重。在劳动教育或者教学体系方面，新雅这边还是很有特色的。
刘建波：新雅的劳动农场是特别好的一个形式。我想也可算作书院课程的一部分吧。我们自己的书院课程本身也没有列入培养方案中，只是我们从方案里面拿出两个学分来，用来限定学生要做书院课程。我们有一套书院内部的选课系统。更多的部分还是学生跟老师交流或者学生作主。
张锦少：从新亚书院的经验来讲，我们应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计算学分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不计算学分的课程。关于前者，我们会提供一些课程。这些课程也是以人为本的。比方说，我们要求一年级的同学在第一学期每个礼拜五都要到礼堂去听一个lecture。我们会从哲学、历史、建筑等领域，邀请领军的著名学者或者企业人士，跟本科一年级的同学分享讲论。还有一个课程叫做“学生服务计划”。我们给他一个学分，也有评分，让他们自己设计怎么服务香港外展义务工作。不计算学分的部分，刚才在我的报告里也讲了很多。我们有大量的交流活动。新亚有所谓的“四大活动”，都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包括每年9月的院庆，他们会组织1000多人参加的晚会。还有音乐会、戏剧比赛等等。书院会提供财政和人力的资源支持，但关键还是以学生为本。这是我们新亚这七十几年来坚持的部分。
刘晨：我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普林斯顿是不实行学分制的。所有的课程都是按单元算，都是三个单元3 units。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专业的学生，比如说你是物理系的学生，那么，你选修一门粒子物理学的课程和选修一门艺术史的课程都是同等价值的，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这样一来，学生可以以平等的心态去对待所选的课程，也会下同样的功夫。其实，这种做法在常春藤名校里也是很少见的。但我觉得确实是个很好的事情。
石井刚：今天把生活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然后从书院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也说了“艺”并不只是艺术的意思。我们如何去想象这个“艺”字的意涵，我们也可以站在不同的传统里提炼出有效的资源来，重新想象一下“艺”的含意，以及它和书院之间的关系。日语里面有“文艺”这个词，大概是作为艺术形式的文学之意，似乎与汉语的“文艺”略有区别。“文”和“艺”两个不同的词结合起来会产生新的意思，因此，“文艺”是非常辩证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今天清华的经验、北大元培的经验，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都包含很多社会实践或者是自己动手的意思。我认为中国的“文艺”概念也跟这个息息相关。那么，自己动手做的“文艺”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通人”。但这个通人不是说专业上技术多么高。我们还是至少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支撑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与人分享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来做，这必定要包含共同性，绝对不是一个孤独的工作，而是和其他人一起做才可以充分把自己双手的劳动释放出来。这些都是我从中国的历史中学到的。我想把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应用到我们的大学教育中来。希望今天聚集起来的各位老师们以后都可以继续分享与讨论我们教育的经验和学问，要打造我们自己更好的未来。非常感谢大家。
录音整理：石井刚（EAA副院长）
郭驰洋（EAA特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