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9日下午，EAA“世界哲學”工作坊以面對面和線上混合的形式順利舉行。現於東京大學東亞藝文書院（EAA）和Tokyo College訪學的許煜（Yuk HUI）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蒞臨位於駒場校區101號館的EAA研討室，為聽眾帶來了一場題為“Philosophy and Post-Europe”的演講。石井剛教授（EAA院長）和張政遠教授（東京大學）擔任本次演講的點評人。
　　許教授通過與胡塞爾、海德格爾、德希達、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揚·帕托契卡（Jan Patočka）等哲學家間的理論對話，重點探討了後–歐洲哲學（post-European philosophy）的可能性及其條件。在思考後–歐洲哲學的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明確何為“歐洲哲學”。在此，許教授參照胡塞爾、德希達以及斯蒂格勒的觀點加以闡明：在胡塞爾看來，所謂歐洲哲學即為一種試圖從理論上探索存在與本質的哲學，歐洲的精神圖景和追求理性的目的論世界觀密切相關。德希達和斯蒂格勒則基於胡塞爾的論述，進一步關注邏各斯（logos）和技術（technē）之間的特殊關係，並指出了內在於歐洲哲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和技術–邏各斯中心主義（techno-logocentrism）。許教授認為，如果我們依照斯蒂格勒的看法，承認歐洲式邏各斯和技術的結合本是偶然發生的，那麼可以說作為技術–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歐洲哲學在根本上也具有偶發性。

　　然而，問題在於技術–邏各斯（techno-logos）的目的論式歷史進程――即黑格爾意義上的帶有自我意識之精神，遮蔽了歐洲哲學的偶發性或偶然性。在許教授看來，這數百年來由工業資本主義支撐的全球化和現代化，實際上就是這種精神對整個世界的殖民。就如斯蒂格勒所言，歐洲哲學的歐洲性和全球性源自作為技術–邏各斯的歐洲技術（European technology）及其背後的歐洲精神（European spirit）。這是因為，雖然哲學和技術在根本上都是偶然發生的，但是已形成自我意識的歐洲精神通過科學技術將自身外化，並自我確證這種運作的必要性。
　　在今天，歐洲自身似乎深陷危機之中，斯蒂格勒和帕托契卡等學者已對歐洲的危機有所論述。然而，通過對這些論述的細緻解讀，許教授發現了一處盲點：歐洲精神的擴張伴隨著技術的進步，以技術為依託的全球化在亞洲、拉丁美洲等歐洲以外的地區仍持續進行，因此所謂的歐洲技術顯然已經不侷限於歐洲內部，而是擴散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也就是說，“危機”和“技術”都不再僅屬於歐洲。
　　為了應對這種後–歐洲（post-Europe）的狀況，許教授援引法國哲學家吉爾別·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的“個體化”概念，提出了“思考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 of thinking）。根據他的闡釋，個體化的過程指的是通過對非互換性的發現和解決來達到亞穩定狀態（metastable status）。許教授主張，哲學只有成為一種後–歐洲哲學，換言之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去歐洲化（de-Europeanization），才得以存續。哲學的去歐洲化需要“思考的個體化”，這種個體化則以作為偶發性事件的他者之到來為其條件。在演講的最後，許教授主張後疫情時代的人類社會應構思一種行星式未來，為此，亟待探究的問題不是“精神”，而是“技術”與“個體化”。

　　之後，石井教授和張教授分別做了點評。石井教授從“個體化”概念出發，以《莊子·應帝王》中有關“渾沌”的故事為例，闡述了中國哲學看待混沌的方式與帶有強烈目的論色彩的黑格爾式歷史觀之間的差異。張教授則就現象學和日本哲學的未來向講者提問。張教授指出，如今不管在歐洲還是在東亞，現象學都呈現衰退趨勢，而即便在日本也鮮有學人確信“日本哲學”這一學術領域的存在，這令他備感困惑。隨後，許教授對兩人的點評做了詳盡的回應。

　　許教授的演講內容令筆者想起了哲學家戶坂潤（1900 – 1945）對戰前日本思想界的反技術主義傾向的批判。戰前的“日本主義”和“文化主義”的擁護者們強調“精神”與“文化”的危機，並將這種危機歸咎於技術的飛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然而在戶坂看來，技術和現實社會的生產活動聯繫緊密，而上述論調卻預設了一種游離於技術之外的文化範疇，基於這種文化範疇的思想形態實際上和法西斯主義有著某種親和性。此外，筆者也對演講中提及的“個體化”問題感興趣。我們不難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中找到許多反個人主義的話語，值得留意的是，其中部分話語動用了東西方的思想資源，通過在理論層面上批判西方哲學中“個體化原理”（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的方式來批駁個人主義。筆者期待今後能開展更多圍繞技術與個體化問題的對話。

紀要：郭馳洋（EAA特任研究員）
攝影：Viktoriya Nikolova（EAA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