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0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东京大学共同主办了一个学术工作坊“书院作为哲学”。其主旨在于分享三校这几年来所推行的“书院”教育中获得的经验以及其未来的展望。全场发表充满着对于大学的期望，引起了活跃讨论。以下简单地描述其概况。
第一位发言人是在清华大学主持新雅书院的甘阳教授。甘教授首先讲述这几年来在中国所推广的书院教育的情况，再说明新雅书院的目标在于追求三位一体的教学体制：即专门知识的传达、培养人品与价值观，以及学术追求之外的各种能力。然而最近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理工科做为强项的清华大学里推广文科学术，尤其是阅读古典这一项目需要一定工夫。甘教授不否定理科教育与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而是期待未来的有名科学家拥有对古典的关怀而在各领域发展。
第二位发言人，北京大学的李猛教授分享了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所实行的教育。元培学院以“尚自然展个性，化孤独为共同”做为宗旨，展开不仅限于传达知识的全方位教育。其背景有着日益增长的竞争性教育。这种教育有利于选拔优秀学生，但是它也会产出绩点不到位的学生、在竞争中失去自信的学生。李教授强调，如果追求书院教育的发展方向，如何让学生发现不以成绩为中心的价值观是个关键问题。
第三位发言人是，东京大学的石井刚教授。石井教授关于在现今如何思考“人”这一问题展开思考。欧洲哲学面临其极限，不得不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解放思想。以此做为前提，石井教授关注2020年日本的筑摩书房刊行了“世界哲学史”丛书和雅斯貝爾斯所提倡的概念“轴心时代”的两点，并强调通过阅读古典来思考未来的可能性。这与石井教授的专门领域之一的清代学术也有密切关系，即是我们如何理解清代的philology(≒文献学)的含义。人、世界、古典、文献学、翻译，这些也会成为书院教育的关键词。
第四位发言人是东京大学的田中有纪教授。田中教授以朱熹和书院的关系做为材料，思考书院所内含的功能。朱熹在书院经常和他的弟子进行问答。通过问答，他接触弟子们的意见，也把它作为传达思想的机会。这种交流给朱熹提供了反思自己的很好机会，使得他的思想更趋全面。这意味着对朱熹来说，除了书籍和书信之外，书院也是个进行思考的现场。田中教授分析朱熹他们关于音乐理论的问答并得出这种结论，使全场讨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孙飞宇教授（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报告《作为“位育”的通识教育——潘光旦的本土化视角》以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潘光旦对通识教育的思考为视角，考察了其教育改革背后的理论体系。孙教授指出，潘光旦早在他读到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白皮书以前就提出了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基于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通识教育理论。“位育”出自儒家经典《中庸》，指人在社会中依据其所处位置获得相应的教育，这既是潘光旦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观察结果，也是他大学教育的核心理念。潘光旦批评现代的分科教育忽略了“完整的人”，因此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通识教育使学生对“人本身”有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接受现代的专业分科教育。与此相对应的，潘光旦主张在知识之外，也要注重对学生的情和志的教育，这是与人的社会位置相应的人格水平。总而言之，潘光旦发掘出传统教育中对“做人之道”的坚持，以此来破解新式教育形成后重视知识的倾向，并将其推广到他在清华进行的教育改革尝试之中。孙飞宇教授指出，潘光旦的教育改革虽然因为客观原因未能成为现实，但其中的教育思想值得为当下借鉴。
张政远教授（东京大学EAA）的报告《唐君毅与新亚书院：私学与官学的三部曲》则通过新亚书院的核心人物唐君毅在新亚书院的创设和变迁中的努力，展示了唐君毅对于学问传授形式的思考。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为在香港保存传统文化而建立，一开始为民间办学，但此后新亚书院并入港英政府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将这一变化视为从“私学”到“官学”的变化。改制后的新亚书院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却失去了办学的自主，未并入大学的新亚研究所保留了私学的身份却难以为继。唐君毅就此提出私学与官学的区别，认为官学满足的是政府统治的需要，而私学满足的是一般社会的需求，学术的传承要依靠私学才能真正实现。因此中国学术史的过程可以被视为私学不断官学化、同时新的私学兴起的运动过程。张教授还介绍了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后的新亚书院避免官学化弊害、根植社会的教育理念及实践，包括重视学生与教师的亲密关系、以人物为中心的教育方式等，展示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中书院形式的可能性。
赵晓力教授（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报告源于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教育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公共空间的维护，讨论了书院教育中劳动教育的作用及意义。由于书院不仅是共同学习的空间，也是共同生活的空间，因此书院不仅要承担智力的教育，还要负责劳动的教育。现代大学教育（包括中小学）中，劳动教育不能继续依靠打扫卫生等等来实现，因此有必要思考劳动对于人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设计劳动教育的内容。赵晓力以新雅书院实施的各种劳动教育为例，指出劳动也是从知识、惯例和资本之中获得解放，通向身体和精神自由的途径之一。
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参加者们就书院这一学问和教育的方式交换了意见。甘阳教授指出，书院不仅是学术的共同体，也应当成为感情（友爱）的共同体。这个意义上，包括劳动教育在内，学生和老师在书院内的交流实际上比知识的传承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学才能从知识中心、精英主义当中获得解放。接下来，石井刚教授提出，朱熹等人重视书院中的教育活动，实际上也是为了创造一种礼仪的空间。也就是说只有存在“书院”这种礼仪的形式，才能实现学问形式的新变化。张政远教授从唐君毅“私学”的构想出发，重新考察了当下日本大学私立化与唐君毅设想的“私学”的区别，指出未来的大学和书院必须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学问场所。最后，与本次活动的主题“作为哲学的书院”相呼应，李猛教授强调，从东亚思考哲学时，一方面是通过东亚的经验为长期以来为西方所主导的哲学形态做出修正和贡献，但同时也容易落入抛弃具体经验的僵化危险。因此书院所提倡的从个人真实的生存经验出发、扎根于现实的思考，能够成为当下产生新的哲学动力的契机。
报告：建部良平・胡藤（EAA 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