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7日，我们藉由Zoom网络会议召开了EAA国际研讨会“一高中国留学生与101号馆历史”。本次研讨会作为教养学部创立7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原定于2020年3月21日召开，以纪念EAA策划的同名展览。但由于COVID-19疫情蔓延，被迫延期，有幸在一年后的今天得以顺利召开。本次会议采用全程线上的形式，受到了广泛关注，主要来自日中两国的一百余名观众旁听了本次会议，堪称盛会。

会议由石井刚（EAA副院长）主持，太田邦史（东京大学）首先致开幕词。太田教授称，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以下简称“一高”）的教养教育，奠定了今天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育的基础，并回顾了其个人对于明寮（驹场寮之一）的回忆等。

太田邦史（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长、教养学部长）

在中岛隆博（EAA院长）致辞后，报告人宇野瑞木（EAA特聘研究员）对本次会议的主旨进行了说明。EAA驹场办公室所在的101号馆，在一高时代曾是专为中国留学生教育课程“特设高等科”所建的教学楼。鉴于101号馆的这段历史，EAA在2019年3月启动了“一高项目”，先后着手整理“藤木文书”（1943~1945年前后有关一高留学生的待整理资料群）、策划101号馆大厅展览。由于COVID-19的影响，2020年度则致力于相关资料的网络公开。

宇野瑞木（EAA特聘研究员）

随后，由大里浩秋（神奈川大学）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所感》为题作主旨演讲。大里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起研究中国留学生史，是日本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大里教授首先讲述了自己60年代求学驹场时出入101号馆和明寮的记忆，以及藉由鲁迅《藤野先生》一文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经过。接着依据东京大学文书馆所藏的“支那留学关系”、“留学生关系”、“留学生关系文件”等史料，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东京帝国大学在“对支文化事业”之下开始接收中国留学生时，与外务省、文部省所进行的交涉，以及面向留学生的“内地”修学旅行、研修旅行的实施情况（~1938年），并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留学生与“中华民国”留学生的差别待遇有所加深。此外，大里教授还介绍了当时校方有关学生的调查记录，为我们剖析与东京帝国大学密不可分的一高的情形，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大里浩秋（神奈川大学名誉教授）

第二位主旨演讲人汪婉（北京大学/东京大学）以《留学驹场的体验——开放的东大》为题，讲述了其1989年至1996年就读于综合文化研究科的体会，回顾了在中国史学者并木赖寿研究室的回忆，以及各国留学生、研究生众多的驹场富有国际特色的氛围。演讲人通过自身的体验，认为驹场的学问的特征在于国际化、综合化、跨学科化，留学生与驹场教师的交流对其人格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硕士论文研究服部宇之吉等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教育活动，后出版了博士论文《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研究》（汲古书院、1998），此后则主要研究中国教育改革的实情，以及追求“国民教育”的学制如何向地方延展等课题。在回顾了其研究背景后，演讲人指出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日本接收留学生的意义根据时代的变化亦大为不同，阐述了相互派遣留学生在今天为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起到的作用，以及今后东京大学就如何面向亚洲的问题交出答卷的重要性。在提问环节，观众提出现在的国际通用语言英语的运用问题，引发了有关在留学期间学习当地语言的意义的讨论，足见本主旨演讲为思考大学国际化的未来提供了契机。

汪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东京大学全球咨询委员会委员）

稍作休息，会议进入专题讨论环节：“特设预科·特设高等科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

韩立冬（北京语言大学）首先以《一高中国留学生教育制度的变迁》为题进行了特别演讲。“一高计划”在筹划“一高中国留学生与101号馆历史展”时，着重参考了演讲人所著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一书。演讲的开头梳理了一高特设预科·高等科的沿革，将一高接收留学生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特设预科成立之前接收中国留学生的情况（1899~1921年）、（2）“五校特约”下的特设预科（1908~1922年）、（3）编入“对支文化事业”后的特设预科（1923~1932年）、（4）“对支文化事业”下的特设高等科（1932~1945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在各时期日中两国局势与制度变迁的影响下，报考与入学人数、生源质量的变化等。提问环节则讨论了特设高等科三年课程均独立在外，不与日本学生同班，在此情况下日中两国学生在课外活动等场合进行了何种程度的交流的问题。

韩立冬（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学部汉语学院教师）

接下来由四名报告人分别作研究报告。首先是田村隆（东京大学）的报告——《狩野亨吉文书中的清国留学生资料》。“狩野亨吉文书”由曾任一高校长（明治31年~39年）的狩野亨吉所遗留的校务文书、书信、日记、讲义等资料构成，现藏于驹场博物馆。田村副教授自2017年起运用科学研究费补助金项目，对“狩野亨吉文书”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并于去年秋天公开了“第一高等学校关系文书”、“清国留学生关系文书”的电子版。该档案的公开属于东京大学数字档案计划的一部分。报告人进而以“清国留学生关系文书”为例，重点展示了利用该档案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狩野亨吉是一高最初接收中国留学生时的校长。1899年，来自浙江省的8名中国留学生作为旁听生入学一高，从狩野起草的入学典礼致辞的草稿中可见“尤应注意善邻之道，不可有缺”等句。此外，夏目金之助（漱石）担任了当时的英语考试监考，其同僚杉敏介则是《我是猫》中“津木针助”的原型。报告人还介绍了当时的课程表及授课教师名单，以及新建成的“朵寮”出现在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中等情况，展示了融会各种同时代资料，为文学研究服务的可能性。

田村隆（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第二位报告人萨日娜（上海交通大学）《服部宇之吉与京师大学堂的留学生派遣事业》回顾了清末中国反省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的失败，以“日式教育”为中国教育原型、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历史。1902年，京师大学堂步入正轨，聘请服部宇之吉（1867~1939）任“总教习”。萨日娜教授通过比较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所藏的部分未公开的服部相关史料与北京大学所藏史料，指出服部在京师大学堂除授课外，还作为师范馆正教习与总教习，参与指导了师范馆整体的管理运作。经由京师大学堂留学生派遣事业派遣赴日的留学生回国后为20世纪初的中国理科教育现代化作出了贡献。综合参照日中两国史料研究数学学科现代化的方法，亦可用于探究其他学科的现代化过程。而留日归国学生牵头设立的中国数学会译定欧美科学用语的事例，则反映了当时欧美思想、学问的翻译与循环，值得我们注意。

萨日娜（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第三位报告人高原智史（EAA研究助理）以《森卷吉与中国留学生》为题，聚焦特设高等科设立（1932年）与一高迁校驹场（1935年）时任一高校长的森卷吉（1929~1937年在任），探讨了当时日中学生的交流情况。森卷吉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可以追溯至其1904年大学毕业进入一高，负责教授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英语课程之初。森于1908年任一高讲师，次年升任教授，继续负责留学生的英语教育。报告人选取介绍了若干史料，如对留学生教育十分热心的森校长入学典礼致辞的草稿，寮日志中有关当时茶话会的记录等一高内部言论。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时人认为共同度过一高生最为重视的寮生活使得日中融合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被称为笼城主义的寮生活至上主义只是日本学生的一种价值观，在留学生中未必能够产生共鸣，而一高内部的言论与当时一般社会舆论之间亦逐渐产生差异。报告人认为，致力培养精英的一高内部，由于中国留学生教育制度这一“他者”的存在产生了种种矛盾，厘清上述问题，对于理解近代日本青年的思想动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高原智史（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EAA研究助理）

最后由孙安石（神奈川大学）报告《清末民国时期日本留学指南书的系谱——以章宗祥<日本游学指南>为中心》。孙教授着目于20世纪初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高潮时期所参考的留学指南书，从中选择了广为流行的章宗祥编《日本游学指南》，通过分析指出其内容多来自于明治时期日本出版的面向国内上京（东京）者的《东京游学指南》（『東京遊学案内』）。除介绍章宗祥编《日本游学指南》外，报告人还比较了崇文书局编《日本留学指掌》（崇文书局、1905）与木川加一·田中龟治编《东瀛游学指南》（日华堂、1906）等，发掘中国留学生史先驱实藤惠秀未曾使用的史料，阐述了新的见解。报告人在广泛分析史料之外，还基于自身体验，指出留学生活中人与人的缘分的重要性，而随着世代更替，对同一种史料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上述话题及其对于新生力量研究的期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孙安石（神奈川大学教授）

在上述特别演讲及四位报告人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石井刚（EAA副院长）、冈本拓司（东京大学）两位评议人分别从其他角度提出了问题以作回应，二者内容互有交叉。

石井副院长首先说明了EAA标识图样所蕴含的深意，阐述了EAA的设立过程及其目的。标识所用的红蓝两色，既是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代表色，也象征了中国神话中阴阳、水火等相反事物之间循环往复的世界认识。标识的形状“鱼尾”则是汉字文化圈中书籍的象征，代表汉字文化圈学问的聚集地——书院。石井副院长表示，这些设计均蕴含着EAA立足东亚，提倡新的教养教育（Liberal Arts）的构想。要认识到EAA本身亦是“时代性”的产物，一高迁校驹场后，日本走向日中战争这一“时代性”与一高的教养教育、学问之间的关系则是“沉重的遗产”，要在历史中不断学习。

石井刚（EAA副院长）

冈本教授以森卷吉后任校长、医学家桥田邦彦为例，称其将“科学”与“日本式的理解”、“东洋精神”相结合的言论为当时的“时代性”所欢迎。进而尖锐地指出，尽管当时的一高生对此表示了怀疑，但其精英意识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留学生的歧视态度，而一高教师所标榜的“善邻”、“友邦”等提倡融合的词语，则内含着先进国引导后进国的意识。

冈本拓司（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在问答环节，与会者讨论了战后科学精神与日本式理解的动向，以及一高在明治、大正乃至昭和时期“科学”一词语义的变迁，进一步确认了在研究留学生史时，除传统的日中关系史框架之外，还必须将两国现代学术的范本——欧美纳入视野范围。同时，“中国留学生”的“中国”，根据时期不同，其内涵亦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要时刻注意批判地看待“时代性”与一高教育的关系。会议中，听众也通过Zoom的讨论功能提出了许多问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可见除一高之外，日本国内外史料的丰富程度。

讨论意犹未尽。在会议的最后，石井副院长致闭幕词，对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再次致以谢意，表示正因与各位相识，本次研讨会乃至一高项目才能够顺利推进。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是EAA自成立之初所筹划的一高项目的一次里程碑。我们将珍惜会议中提出的问题意识与结成的人际网络，继续致力于整理公开沉眠在驹场的一高留学生史料，期待今后能够开展更为深入的共同研究。

上列左起：石井刚、宇野瑞木、冈本拓司 中列右起：萨日娜、田村隆、汪婉 下列右起：孙安石、高原智史、大里浩秋

报告人：高山花子（EAA特聘助教）、宇野瑞木（EAA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