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秋季学期EAA读书会“文学与共同体的思想”第一回于2019年10月1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101号馆11号教室进行。领读人·EAA特任讲师王钦和参与者一起讨论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的著名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和美国学者莱德菲尔德（Marc Redfield）对这一论述的批判。

首先，王钦指出，出版于1983年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应该被放在西方战后思想、尤其是左翼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反思和调整的脉络中来理解。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民族”一般被认为属于“上层建筑”，而被动地受到“经济基础”的规定。也正是根据这一理解，马克思错误地估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以至于盖尔纳（Ernst Gellner）在其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指出，马克思将“阶级”的信件误投到了名为“民族”的信箱中。因此，战后西方左翼思想对于马克思学说中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批判和再阐释，往往将重点放在对于“上层建筑”的自律性上，典型的例子便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领导权理论。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甚至还可以包括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微观权力”的阐述和萨义德（Edward Said）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析。

从战后马克思主义反思这一特定角度来看，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分析，事实上也处于这一“文化转向”的延长线上，无论他自己是否强调这一点。安德森对于构成民族主义话语的几个关键要素的分析——印刷资本主义、阅读经验、同质化的时间感觉，等等——将以往对于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论述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基础等实质性层面的强调，转变为对于“文化”的强调，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的对于社会自律性的强调。这样，安德森就将民族主义的现代位置，放在了18-19世纪形成的西欧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单位上：换言之，他在书中并没有回答民族主义话语的“原因”，而是强调了有可能“影响”民族之形成的几个要素。

王钦指出，在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诸多批判中，比起大多数“外在批判”——如强调共同体并非“想象”的产物，或认为安德森没有重视女性等少数群体在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地位和功能——美国学者莱德菲尔德的解构性批判构成了与安德森论述的“内在”对话。在《想象—民族》一文中，莱德菲尔德首先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散种”论述出发，指出安德森所提出的、构成民族主义的身份同一性的要素之一的“印刷资本主义”，事实上无法如安德森所预期的那样，在众多读者之间形成共同体意识。因为任何一个文本，当它离开发信的位置之后，就无法事先规定谁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阅读它。换言之，阅读和传播的过程，导向的是差异化而非同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莱德菲尔德没有明确提及的是：安德森一方面不满于过去的民族主义研究对于文学的忽视，但他恰恰将文学和新闻报纸等等放在了同一个层面进行理解，才认为文学能通往民族同一性的意识。根据这一论述，莱德菲尔德进一步将“想象的共同体”和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8年）联系在一起，指出构成共同体的同一性意识的关键，并不是阅读经验和语言，而是朝向共同体的意志。重要的不是人们是否相信共同体话语，而是人们愿意相信这种话语。如果扩展一下莱德菲尔德的批判性阅读，可以说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开始就预设了它的结论。也就是说，只有从彼此认同、彼此之间不存在他异性的民族性个体出发，关于“印刷资本主义”、同质性时间、阅读经验的论述才能够成立，但问题难道不是恰恰在于这种彼此认同的民族个体性的由来吗？支撑它的意志是什么样的意志？这种意志和人民主权是什么关系，它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究竟得到了实现，还是得到了转化、压抑、扭曲、遗忘、甚或否认？

Mark Roberts认为，安德森的论述利用“印刷资本主义”一语将以前民族主义分析中的许多概念和层次都排除在考虑之外了，但同时，在莱得菲尔德提到的费斯特的演讲中，德语被认为是希腊语的继承，这一因素无法简单被安德森强调的“文化根源”所包含。同时，在历史情境中，“民族主义话语”和“官方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冲突也比安德森强调的更为复杂。胡藤指出，费希特所强调的德语和希腊语的关系，最后落脚点却是所谓“自然力量”，这里民族主义话语的自然性和人为性变得极其暧昧。八幡さくら认为，费希特在德国作为现代国家成立之前数十年进行的这次演讲，事实上试图从希腊的“自然”那里为自身寻找国家形成的资源。佐藤麻贵针对安德森提到的“无名战士纪念碑”而提出了靖国神社的问题：被当成神灵的战死士兵，其混杂的身份是否恰恰形成了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不同的“共同体”？建部良平同样涉及了日本的情况，认为“三种神器”的叙事恰恰对应于安德森对“无名战士”的分析。换言之，一个内容不明的神话般的叙事在形成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高原智史指出，安德森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分析中，民族整体对于过去历史的追溯十分重要，但这一对于过去的辨认乃至重构过程并不适用于个体，即便个体这个概念同样是现代的发明。高山花子则问道，何种想象能够通过远程交流的方式创造共同体，它的条件是什么？另一方面，随着国家边界的流动，多重身份的民族主义也不少见，那么如何将这个问题放在“想象的共同体”框架内解释？

报告：王钦(EAA 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