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秋季学期EAA读书会“文学与共同体的思想”第二回于2019年10月15日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东洋文化研究所208号研究室进行。领读人·EAA特任讲师王钦和参与者一起讨论了雅克·德里达的《签名 语境 事件》一文。
在正式阅读德里达的论文之前，王钦介绍了本次讨论的文本与第一次讨论的关系：由于安德森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话语的阐释将“文学”考虑在内，那么就有必要重新思考文学作为一种书写的性质。王钦首先介绍了由于德里达的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一场著名思想争论乃至分裂，即语言哲学家、“言语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塞尔对于德里达的回应和德里达的反讽式再回应，导致了所谓“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两派之间充满紧张和对立的关系。这也成为本次读书会重新探讨德里达论文的起点。

王钦指出，德里达的文章所探讨的是哲学家奥斯汀在著名的《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出的“描述句”和“述行句”的区分。首先，在奥斯汀那里，“述行句”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言语类型，以区分于仅仅用于描述事态的句子。但是，王钦认为，有意思的是这一区分事实上在奥斯汀那里并没有被维持下去。毋宁说，随着奥斯汀的思考的展开，原先被认为仅仅是“描述句”的句子，本身也带来“述行”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奥斯汀自己已经“解构”了“描述句/述行句”的二元对立。
不过，德里达的解构方式迈出了更远的一步。德里达认为，“述行句”的揭示很好地回应了一个有关书写的重要事实，而人们对这一事实尚未充分评价：任何一个文本，一旦脱离了作者（发信人）的位置，就无法预期它的到达点和读者，无法预期人们对它的阅读和阐释。由此，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意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文本的流通过程是一个被德里达称作“反复”（iterability）的过程。德里达用这个词的词根“iter-”的双重意思表明，“反复”既是一种重复，又是一种差异。但如果没有“反复”，那么意义也无法形成。“述行句”使得说话人的意图不再能够对言语的效力产生约束力，每个言语都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下被人理解。但这里重要的是，德里达并不是用“语境”代替了“意图”；毋宁说，“语境”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的“不可规定性”。于是，奥斯汀将所谓“不严肃”的言语行为场合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恰恰违背了他发现“述行句”的重要性，因为他又将作者的意图重新引入进来。德里达强调语境不可能被充分规定，任何语境都可以在“反复”的意义上得到调整、重新建构。这种情况就像签名一样：每次签名都是一次不可取代的、独一无二的事件，但签名的“事件性”同时又并不意味着每次签名都带有自身的独特身份；相反，每次签名那里保持的同一性，这种带有差异性的同一性，构成了签名的效力。如果有两份一模一样的签名，其中之一肯定会被视作伪造；但如果有两份完全不同的签名，其中之一（或两者都）会被视作伪造。签名显示的不是签名人的在场；毋宁说，它呈露的是：语词的“反复”所生产的“作者”的缺席性在场的效果。
王钦提到，美国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认为，德里达误解了奥斯汀对“不严肃”的言语行为的排除。他说，奥斯汀只是因为在别的地方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在《如何以言行事》中就没有讨论。不过，德里达对奥斯汀的批评并不仅仅在于后者“排除”了“不严肃性”，而在于奥斯汀将“不严肃”的言语行为认作“严肃”的言语行为的“寄生”或派生，从而还是将优先性赋予了作者的意图。

进入讨论环节，建部良平指出，夏目漱石对于“月亮很美”的著名阐释正好说明了不同语境下同一文本的不同效果。他认为德里达对于奥斯汀的批评，关键在于后者在“述行句”中确立了类似等级秩序的对立。具裕珍则提出了关于“假新闻”和作者的意图的问题，认为德里达的解构对于社会学范畴下的书写有启发作用。针对德里达的论述与“文学与共同体的思想”的主题的关系问题，王钦解释道，如果一个文本的流通和阐释脱离了作者的意图，甚至脱离了某个共同体中的共同文化和语言，那么它在不同的共同体得到的出人意料的“反复”不仅构成了文本意义的“散种”（德里达），而且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将这个文本开放给未来的他者。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阐释都是正确的，而是意味着阐释的可能性不会受到实质性规定——语言、民族、性别等等——的限制。王钦总结说，也许这是迈向文学性的共同体的第一步。

报告：王钦(EAA 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