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秋季学期由铃木将久（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和王钦（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特任讲师）共同主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于2019年10月24日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赤门综合研究栋进行了第一次讨论。裴亮（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琦、田中雄大等数名研究员和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研究会以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萨支山《社会史视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和刘卓《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为中心，探讨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重要研究进路，即“社会史”研究。铃木首先介绍了“社会史视野”的缘起：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教授为主的一批学者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试图以新的方式把握历史的整体面目，区别于1980年代以来“启蒙”的视野。1980年代初期的启蒙视野无法充分面对当下的语境。另一个想法在于：历史不应该只属于历史学，历史应该还包括“身心结构”，即生活在历史时代的人们的身心状态。方法是仔细阅读《中国青年》和相关档案资料，从这份杂志反映出当时青年共有的问题来解读当年的“身心结构”。

王钦提到，不同于历史学研究中的“文化史”或“社会史”，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这一概念，一方面是为了反思和变革1980年代以来以“再解读”为标志的阐释方向，同时也不回到1950年代以降一般被概括为的“文学的政治化”的理解范式。在“社会史”的视野中，“再阐释”和“重写文学史”的努力，虽然试图恢复文学的自律性，避免像以往的研究那样将文学文本化约为政治原则的图解，但和这一努力试图反对的“文学的政治化”一样，两者都就“政治”本身进行了过分简化的理解，而没有看到中国的现代历史、尤其是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开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变革本身要求并规定了文学和艺术的生产样式和条件，同时文学和艺术创作也从来都不能自外于整体性的社会变革，而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条件及其危机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视野的提出事实上试图丰富“文学的政治化”进路中“政治”的涵义，同时也丰富“再阐释”和“重写文学史”进路中“文学”的涵义，将两者都包含在更具总体性的、文学与政治相互对应的框架中进行把握。

铃木提到，关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同样体现在竹内好的《鲁迅》：文学的自主性无法单纯依靠文学本身得到确立；文学通过意识到自己受到政治压迫而获得自身的自主性，文学不断处于政治的紧张关系之中，并从中获得自我。反过来看“社会史视野”，几位提倡者无疑熟悉竹内好的论述，他们试图通过自身的方式来回应竹内好的思考。裴亮指出，史料工作是有代际的，每一代都有自身的局限，不同的代际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感觉，因此对于同样的史料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有不同的把握方式。发掘史料、史料的问题化、运用史料解决问题，这是三个重要环节，而“返回历史现场”已经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所谓“社会史”视野，就是通过“社会学方法”达到“历史化”或“问题化”，形成社会史、政治史、文学史三者交叉的局面。裴亮老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当从文本中提取出“感性经验”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文本也许不那么“经典”，那么它们本身是否具有相应的承载力？第二，文学文本与当时的时代在经验层面上是否具有“时间差”，如果文学是对社会时间的压缩，如何从文学理解社会和政治？此外，材料的洞见和盲见也会对方法论造成一定的局限。

田中雄大认为，“社会史”视野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进路的批判很有意思，但问题在于：第一，采取这一方法时，文本选择是否有偏向？第二，“具体”、“还原”等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把“具体性”浪漫化了？第三，“政治”一词与福柯的“权力”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为什么还要固执于“政治”这个词？实际上还是把“政治”一词特权化了。陈琦补充说，“鲜活经验”究竟指什么？“社会史”这一词本身也非常暧昧。铃木总结说，其实“社会史”的研究者们没有很强的方法论意识。可能他们的方法最适合195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重视老百姓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可能是1950年代初中国特有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到1955年之后越来越不适用了。同样，1949年之前的文学也许也无法用这种方法来分析。

下一次活动将于2019年11月7日进行，讨论将围绕“社会史”进路下的柳青研究为对象展开。

王钦（EAA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