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秋季学期由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举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于11月7日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赤门综合研究栋进行了第二次讨论。本次讨论以何浩《<创业史>与建国初期的创业史》、程凯《<创业史>前史》、何翔《从<柳青随笔录>再谈<创业史>里的爱情故事》和刘卓《不被“对象化”，保持“独立性”》四篇论文为对象，探讨了近年来“社会史视野”的研究进路下的柳青研究。

王钦（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特任讲师）指出，何浩的文章特别具有代表性，即“社会史视野”事实上提供了一个背景，可是其具体的文本分析仍然是经典意义上的对于文本细节的分析。在问题意识的层面上，何浩对于郭振山的分析恰恰很好地突出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差异，从而强调了《创业史》的自律性。何浩的文章从时代的“性气”出发并以“性气”结尾，中间的分析却仍是文本内部分析意义上的人物形象解读。与之相对，何翔的文章典型地呈现出语言层面、技术层面的设置如何在结构上对小说起到关键作用。王柳认为，“社会史视野”提供了一个回到历史现场的契机，可是对于文本细节的发掘仍然取决于今天读者的问题意识，“社会史视野”对于中文系的研究而言仍然是外部性的。赵陕君指出，程凯的文章大部分内容和《创业史》没有直接关系，与文本关联太少。因此，“社会史视野”和文学文本的联系似乎不那么紧密。以及，程凯所提到的特殊经验与柳青的创作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文章中也并不明确；甚至在当今让《创业史》仍然保持话题度的，也并不是“社会史视野”所强调的这些内容。此外，社会学方面如何处理文学文本，如何对比“社会史视野”和社会学方法对于文本的不同阐释，也是一个问题。

铃木将久（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指出，何浩的文章最明显地体现了所谓“身心结构”：人际关系推动人的行动和思想，这一部分的分析做得特别好。如果没有对于“身心结构”的关注，何浩也没有办法把握郭振山。而程凯的文章则过于强调政策层面的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但这篇文章或许也只是进入《创业史》之前的阶段性考察，如果他进入《创业史》文本，一定会考察其中的“身心结构”。另一方面，刘卓要处理的是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史视野”所强调的也是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刘卓似乎想要提出“背景”和“前景”之间的多样关系，这一尝试也许会开拓一个新的视野。刘卓和程凯似乎有意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口述史”拉开距离。

在裴亮（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看来，这四篇文章以柳青《创业史》为载体，试图探讨历史实在、历史经验和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刘卓提到的“反思性”，告诉了读者解读柳青的前提：柳青把自己对象化，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何翔的文章所处理的是《创业史》引发的争论；何浩的论文有“社会史”的意识，但真正进入阐释时，则仍然注重作家经验与文本分析；程凯的论文，就像“沉浸式戏剧”一样，更加丰富地呈现出“社会史视野”下的史料引入，但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即基于“身心材料”的历史材料而进入历史实在层面和审美层面的历史叙述。裴亮也提出了问题：是否存在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如所谓“新中国的历史经验”？报告文学是不是更能达到“社会史视野”的目的？此外，“社会史视野”的研究进路本身也应该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史脉络中来理解。

研究会下次活动将于11月28日举行。

王钦（EAA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