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秋季学期由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举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于11月28日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赤门综合研究栋进行了第三次讨论。本次活动以朱羽的近著《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为对象展开了讨论。

铃木将久（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首先补充了前两次所讨论的“社会史”方法背后的问题意识。铃木指出，社科院研究者们和朱羽的共同点都是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可能性、难题和困境，而且都希望尽可能接近历史现场。更重要的是，两方都认为如今我们的历史观带有一定偏差，必须重获当时的历史观。但差异在于，前者往往从历史档案入手进行分析，而朱羽则诉诸理论分析；两方面其实是互补和互动的关系。对于两者而言，最困难的都是如何理解“大跃进”时期的艺术实践：一方面是资料缺乏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过，无论是社科院研究者还是朱羽，最终他们想要思考的都是当下的中国历史。目前社科院研究者的工作还在进行，此后如何与他们确立互动关系是接下去的研究方向。

王钦（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特任讲师）介绍了这一著作的标题的含义：“自然”问题从一开始就不限于一种有待在艺术上被再现、经济上被攫取的对象，而始终与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自我确认、价值生成、正当化等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借助“自然”这一概念，作者将零碎、分散的议题整合在一起，向读者表明，“自然”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主题之一，而是凝聚了这一时期文艺实践包含的各种矛盾与紧张、活力与可能性。通过强调朱羽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的分析，王钦指出，在朱羽笔下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最具强度的历史时刻，社会主义艺术创作正与一种德国浪漫派式的诉求不谋而合：即艺术的价值体现于创作行为之中，而不是形成的艺术作品之中；同时，“大跃进”的革命要求不断地将艺术创作的节奏和速度包含在一个在总体性的意义上得到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之中，从而不仅改变了文艺作品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对于文艺作品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如果说“大跃进”时期的强度以人们的高度自觉和革命意识为前提，那么它的另一端则是朱羽所强调的所谓“革命的分心”。王钦认为，也正是在后者看上去更为“自然”、更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层次上，社会主义“政教机制”对于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意义赋予行为的规定，出现了无法自我克服的难题。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要求“革命的分心”的常态化，另一方面则不断再生产出有待否定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两者之间的分裂，最终形成的是无处不在的、同时也无法被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赋予收编的“否定性”。

铃木认为，“革命的分心”的论述继承了蔡翔《革命/叙述》中的分析。通过文艺表象来思考“革命的分心”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但如何通过历史材料来掌握当时是否、如何产生这种“分心”，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同时，铃木重点谈到了朱羽对于山水画的讨论：社科院研究者更关注画本身，而朱羽则从理论方面强调了山水画的形式。并且，在讨论了山水画之后，朱羽马上转入对周立波文本的讨论，两者的衔接非常有意思。但如果将内容分析和形式分析结合起来，肯定会更好地展现当时的国画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历史语境。考虑到朱羽分析的题材很多，如果各方面都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入手的话，也肯定会呈现出更全面的图景。

王柳指出，朱羽的著作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启发很大，最终似乎是在回答“社会主义实践究竟如何进行”的问题。当时的很多问题在如今仍然存在，对于1980年代研究也很有借鉴意义。对此，铃木举例说，1980年代李准的创作与之前写的《李双双》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这一转变的动机肯定不仅是“文革”，更涉及以别的方式来回应社会主义农村变革的企图。这或许也提供了重新思考1980年代中国的另一种角度。王钦补充说，朱羽的著作的特征之一，是试图以社会主义的精神理解社会主义，而不是将社会主义实践还原为社会治理。铃木指出，这一点与蔡翔的著作也是一脉相承，它独特地从文艺的视角切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而与社会科学的进路区别开来。

研究会下次活动将于12月19日进行。

王钦（EAA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