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秋季学期由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举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于12月19日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赤门综合研究栋进行了第四次讨论。本次活动继续讨论朱羽的近著《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田中雄大提到，“自然”一词在书中有很多用法，“第二自然”和“自然风景”之间的意义差异很大，两者是否有现实上的关联？每一章的“自然”有一定定义，但各个章节之间“自然”的不同定义如何关系起来，似乎不是很清晰。并且，朱羽在讨论狭义的“文学”的时候，往往是在讨论客观的“自然”，而在讨论新民歌、新壁画等等的时候，往往是在讨论“第二自然”；对于狭义的文学作品的“作家”的处理，也与针对其他艺术实践的“作者”的处理，明显不同。

赵陕君对于朱羽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新民歌、新相声等等——提出疑问：为什么是这些对象？此外，“社会主义山水画”的界定也不是很清晰，并且同一批作者的其他绘画作品也没有被考虑在内。例如，对于斯大林的再现是否也能纳入到作者的讨论范围之中？与之相关，艺术创作的动机以及特定艺术形式的历史低位和受众类型，对于评价艺术作品也很重要。“笑”的问题的确无法脱离历史语境来理解，那么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否有更普遍的价值？

陈雪认为，“社会主义新人”的诉求和它所要克服的“过去”的人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系列“新”艺术实践的不同形式中，呈现出不同的矛盾冲突。而在对于“新山水画”的讨论中，作者的意图没有被考虑在内，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作者是否将自己的艺术追求投入到作品之中、甚至是否将这些作品当作艺术作品，也变得不甚明确。

铃木则说道，关于“相声”的处理部分，恰恰构成了这一著作中最有意思的分析，它表征着社会主义时期文艺实践面临的核心困境。王钦补充说，在“笑”的问题上，关于“人性”究竟是一种根本上客观存在的东西，还是一种特定社会机制规训的产物，这一张力体现得非常充分。同时，针对田中提出的问题，王钦认为，朱羽的论述并非人为地割裂了“自然”的不同面向；毋宁说，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一种整体性实践，“自然”的不同意义同时被包含在这一实践过程之中。而正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使得如今的研究者没有特定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来“有机地”谈论当时的“自然”。

铃木提到，朱羽确实没有讨论当时艺术家对于政治的“抵抗”，但是，朱羽的问题意识不在这里。朱羽没有强调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甚至没有引用过共产党关于文艺的文章；他所讨论的是共产党和作家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朱羽对于废名的分析也很有意思：废名又“抵抗”、又愿意投入当时的社会要求，朱羽非常敏锐地把握了其中的微妙部分。

王钦（EAA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