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0日的第五次学术前沿讲义由法学政治学研究科的藤原归一主讲，通过靖国神社、慰安妇等具体事件讨论了历史问题，指出对过去所下的判断会关系到一个政治领导者的评价，同时这也是一个不仅关乎领导者，还与全体国民相关的问题。

谈到慰安妇与“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藤原提出了“这些事件何以成为问题？”的设问，认为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在今天会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

谁在记忆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记忆战争？藤原举出了博物馆的展览内容作为“共享叙事”（共有されたお話）的案例。比如，在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展览内容以受到原子弹爆炸伤害的普通市民为主，几乎没有涉及到军方。在这里，废除核武器的普遍性吁求，与视角集中在日本市民上这一特殊性同时并存，而有关战争责任的问题落到了视野之外。接着，藤原谈到，在华盛顿的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展览内容发出的信息与广岛完全不同，不是“不可以有战争！”，而是纳粹在与同盟国交战前已经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认为同盟国本应更早与之展开作战。在这里，成为叙事焦点的并非战争责任，而是参与作战的责任，赋予战争的意义与广岛截然不同。此外，藤原还以史密森尼学会的艾诺拉·盖号轰炸机展览为例，指出研究专家与普通公众之间存在的隔阂。当时，专家们为展览准备了具有高度客观性的方案，却被媒体视作针对美国投放原子弹的批判，并对此进行了集中报道。藤原谈到，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隔阂相比，当时美国专家们在面对与公众之间的隔阂时手足无措的样子，给他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讲到这里后，藤原接着提出了 “历史是记忆吗？”的设问，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基于史料解读进行的解释，像记忆这样暧昧的事物并非历史的对象。对此，藤原谈到，人们在重现自己的过去时，由当事人记住的内容，亦或是当事人自以为记住的内容本身会构成记忆的一部分。历史并不一定是基于史料的，其中包含口头流传的成分。另外，关于这个问题，藤原还对学者是否有权凭借方法论决定历史叙述的内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以学者拥有特权为前提条件，而这样的假定会导致来自“我们的历史”的反击，理论历史与共同体的历史叙事（narrative history）在这点上是相克关系。另外他还提到，记忆存在好几种，有些记忆是被叙述了的，有些则没有；公共记忆与私人记忆之间存在隔阂；还有一些记忆即使当事人有意叙述也无法被共享。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战争的记忆，在沦为牺牲者这一点上很容易为人们所共享，同时还容易和大写的“我们”相连接。关于南京事件的历史是关于中国人被牺牲的叙事，关于慰安妇的历史是关于韩国人被牺牲的叙事，关于广岛的历史则是日本市民被牺牲的叙事。一个人如果对此没有敏感性，就会引起诸如“为什么没有注意到牺牲者”的公愤。

那么，大写的“我们”为何会与民族国家相重叠呢？藤原认为，这是因为战争是以国家为单位发生的事件，其中会有全国范围的总动员，而政府作为传达战争的主体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以“南京事件”为例，来自民族国家的吁求与普遍性的概念在这里出现了相互重叠，属于民族国家吁求的救国、国防，与诸如“不允许侵略”“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乃至“不允许军国主义的抬头”之类具有超国家意义的普遍吁求融合在了一起。

关于日本的战争记忆，藤原以广岛的历史叙事为例，指出在这个叙事中国家与社会产生了分离，原先的“以外国为敌”，变为了将本国政府“他者化”的态度，排除了军方与政府官僚的日本国民作为牺牲者成为了大写的“我们”。二战结束后，虽然日本出现了许多描写士兵的故事，但它们的用意却在于展示没有被吸收为“一亿火球”（*译者注：二战期间日本战争宣传口号）的“自我”、“自己”及“个人”经历。然而，社会是无法仅以个人成立的，于是，一种能够形成共同体的“我们”概念成为了必要。“南京事件”中的牺牲者长期受到北京无视，其待遇的变化，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轴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倾斜到民族主义的过程中。

藤原认为，一些战争遗族之所以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它可以为近亲之死赋予意义，遗族们寻求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他还强调，这也反映了民族主义发挥着公民宗教的作用，因为赋予死亡意义本是宗教的职责。可以想见，这样的民族主义如果在国境以外相逢，就会引起很大的问题。于是，藤原以“记住战争的什么？”为最后的设问，探讨超越国界的战争叙述是否可能，若不可能，学者的意义又是什么，而他的结论是，为了重现战争的记忆，国界是不得不被超越的。

在讨论环节中，第一位学生就藤原在讲义开头提到的日本书店如今充斥着赞扬日本书籍的情形提问道，书店的情况在多少程度上能够反映“我们”的意识？藤原教授回答，这是一个没有优良答案的问题，即可以说是书店的判断左右着读者，也可以说是书店捕捉到了读者的倾向，然而，书店的倾向性会影响人们所下的判断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接着，藤原又回答了数个提问，最后提到他曾在广岛的会议上建议邀请能把广岛的立场相对化的外国人士，结果也实际邀请到了一位重庆人，而这位重庆人说，作为一个曾经遭到日军空袭的城市的居民，他无法将广岛发生的事情当作他人的事，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广岛人不来看看重庆？结果，广岛市长后来真的访问了重庆。藤原表示，这件事让他发觉到，国境内部的叙事或许在国境以外也能被共享，我们应当避免陷入这样一种恶劣的所谓现实主义，即认为在现实中，与外界只有争斗可言。

日语报告：高原智史（EAA RA） 中文翻译：張瀛子（EAA 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