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7日（周五）的第八次学术前沿讲义由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伊藤亚圣主讲。伊藤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此次讲义以“数字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式展开”为主题，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数字化和中国”、“数字化的国际比较”、“民和官的共创？——社会实现”、“官和民的共谋？——监控社会”。伊藤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在深圳的几个日常生活的场景，根据他的观察，深圳已然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无现金社会，通过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支付的形式普及到了大大小小的饮食店，共享出行已成当然，华为、腾讯、大疆等企业发展迅猛。但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依然存在，有些街区仍有不少临时工。

伊藤认为上述具有两面性的深圳其实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即比肩超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应用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的共存。其背景之一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在此过程中各地区的生产能力将再次拉开差距。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观测到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例如网络终端数、手机签约数及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人工智能的发展、IT企业的强势崛起、自动化的进展等等。但这些变化在提高便利性的同时也带来的新的问题，如数字化层面的差距、技术性失业、各大平台的便利性和隐私问题、算法的运用及其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数字化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那么，当数字化和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经济大国的中国相遇时会发生什么呢？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伊藤在此提出了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即“数字×中国”。

根据伊藤提供的图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逐年增加，在2016年已超过七亿人。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的平台企业与风险企业的崛起。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出自互联网行业。在数字经济和人口大国的协同效应下，供给侧得以将边际支出降至极低，而需求侧又常常追求网络的外部性。伊藤还举出了其他几个变化：独角兽企业的涌现、“超级APP”的确立、停车场与便利店等的自动化、无人化。中国的数字化发展显著，中国媒体甚至将高铁、支付宝、网购、共享单车称作“新四大发明”。然而也有人留意中国的威权主义体制和数字化的关系，提出了“数字列宁主义”论（Heilmann，2016）。

另外，当我们用国际比较的方法来衡量中国的数字化时，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在此伊藤向大家展示了两张图表，其中一张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横轴）和有网上支付经验者比例（纵轴）的关联性，另一张则显示政治自由（横轴）和有网上支付经验者比例（纵轴）的关联性，由上述图表可知，中国的人均收入仍较低，政治自由度仍有待提高，但数字化进程却超出预期。探索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一个重要课题。

那么，是什么机制支撑着中国数字技术的“社会实现”呢？伊藤提到了大型IT企业所发挥的作用（BAT）、作为基础设施的移动支付、风险投资生态系统的形成、沙箱机制及地方试验。例如二维码支付本来因其安全性问题而一度受到政府限制，但是当限制有所松动时，阿里巴巴迅速推进该支付方式，政府虽然声称要加强管理，但实际上承认了二维码支付的合法性。另外中国政府在政策上也给予数字化以一定支持，如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等。

然而伊藤还指出，在有关监控社会的问题上，官和民又处于共谋关系。例如阿里巴巴依据用户的支付记录、学历、履历、资产等对其进行评分，对得分高的用户实行优惠政策。但是分数的增减是自动的，用户无从得知其中缘由。这又牵涉到隐私和便利性的问题。实际上自监控系统启动以来，犯罪率呈下降趋势，但社会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亦是不争的事实。伊藤指出，所谓“学习中国的社会实现，批判其监控社会”其实并不容易。其一，民众的个人隐私观念增强，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数据管理也得到强化，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民意依然具有很大影响力。其二，风险企业其实从技术上促进了监控社会的形成。也就是说，企业对个人信息的收集确实有利于形成监控社会，但从维护个人隐私的角度来看，消费者的信息确实是受保护的。进而言之，在保护隐私这一点上，消费者的权益并没有受到直接侵害，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具体地批判监控社会是有一定难度的。

伊藤认为，总而言之，以往的“中国特殊论”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国际比较的重要性愈发显著。由于新的技术不断地被应用到社会上，“发达国家=数字化”的观点不再成立，取而代之的是 “新兴国家=数字化”——这一问题领域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将出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在讲义的最后，对于在场同学提出的关于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之关系的问题，伊藤答道，21世纪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现有理论的范围，他结合自身的留学经历，深深地感到有必要亲临现场获取实际信息。

报告：郭驰洋（EAA RA） 翻译：郭驰洋（EAA 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