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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5

2019年春季学期 学术前沿讲义第九讲

2019年6月14日的第九次学术前沿讲义由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的阿古智子主讲,题目是“连接历史与现在的‘深度学习’是什么?基于日本与中国现场的考察”。在前一次讲座中,“现场”对技术革新而言的重要性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阿古智子通过自己的研究与活动经验表明,在我们学习当代与历史问题的时候,“现场”同样是不可欠缺的要素。

课堂的开头,阿古智子将入狱的诗人的事迹作为引子:“监狱外的世界也是一座囚牢”——通过转述诗人的话语,阿古智子表达了自己的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难点,以及缠绕在“身处现场的深度学习”上的困难。于是,在本次讲义中,她分别列举了日本和中国的一个案例,探讨如何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实现“深度的学习”,跨越其中存在的“界限”。

作为日本的案例,阿古智子举出了她本人也参与其中的旧“中野刑务所”正门保留运动。所谓旧“中野刑务所”指的是明治时代建成的丰多摩监狱,因关押过近代日本史上许多重要的思想犯而闻名,比如著名哲学家三木清。现位于东京中野区的和平之森公园是其遗迹,当年的监狱建筑中只有正门留存至今。在当地居民间,这座正门被视为黑暗时代的一个见证者,通称“和平之门”。问题的起因在于,旧“中野刑务所”正门处在了阿古智子的儿子所上小学的新校址搬迁场地中,于是出现了拆除这座正门的意见。在一些家长、居民和政治家看来,旧“中野刑务所”正门象征着历史的黑暗面,应当远离孩子们的视野。对此,阿古智子身体力行,为正门保留运动而持续奔走,最终成功使之得以保留。

阿古智子表示,她之所以致力于保留旧“中野刑务所”正门,是因为她曾经和政治犯交流过,怀有“为什么这样的人们会成为罪犯?”的苦闷。于是,她希望能告诉现在的人们,日本历史上也存在过同样的时代。以荷兰劳埃德酒店(Lloyd Hotel)、台湾的绿岛为参考,阿古智子介绍了将历史建筑投入到历史教育中的实际案例,思考与之相同的“深度学习”在日本的可能性。

在接下来的中国案例中,阿古智子基于她的现场考察经验,反思了比历史教育更广层面上的“现在”的学校教育。通过比较广东的两所 “留守儿童”学校,阿古智子指出,同样是在关怀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群体,两者在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一所学校实际上给孩子们贴上了“留守儿童”的标签,把他们视作“需要保护的对象”,偏离了孩子们自身的感受,另外还产生了被纳入政府宣传的结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所农村的分校故意淡化了“留守儿童”的概念,用心考虑孩子们的感受与自主性。通过前往广东进行现场考察,阿古智子得以亲身目睹和耳闻两所学校的孩子们的模样与变化,借此摸索学校教育应有的形态。

另外,阿古智子还援用了瑞典的学校教育作为比较对象。与日本的学校相比,瑞典学校对孩子们的教育涵盖了更加复杂的内容,比如政治与社会的结构,特别是不该盲从媒体、要成为意见领袖、公共舆论如何形成等等。这些在日本被认为是面向大学生的课题,在瑞典却被包含在孩子们的教育中。阿古智子指出,瑞典的学校不考虑政治中立作为一个给定的,不拒绝在学校教育中讨论政治问题,选举前会允许不同政治党派在校内进行演说,在批判独裁制的同时也会教育孩子们民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总而言之,就是把孩子们视为“小大人”并予以尊重,而不是抱着要让他们“远离危险”“不接触危险”的态度。

最后,阿古智子以东京麴町中学为例,简单介绍了日本探索新型学校教育的最新情况。在讲义过程中,阿古智子多次提到了中国言论管制的复杂性,认为来自国家层面的言论管制确实存在,但民间关于自由、政治、国家形态的讨论却非常活跃。相形之下,她感到日本虽然有言论自由的保障,却由于“读空气”“忖度”(日本当代政治用语,大意为揣摩上层的心思行事)

等因素,言论在不知不觉间处于被管理的状态。 “言论生产者的力量与责任,从未像今天这般需要予以追究。”——阿古智子引用了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她的讲义。

在问答环节中,第一个学生向阿古智子询问了她走向“现场主义”的原因。阿古智子回答,观察人物是她的兴趣爱好,从喜怒哀乐中可以获知的东西,在她看来是非常有趣的。此外,参加中国学校建设项目时的现场体验让她意识到,站在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与NGO、农民的各自立场上,看到的情况截然不同,顺便回顾了自己在研究中国时遇到的意外与惊险经历。

另有一位学生问道,本次讲义的主题是“深度学习的可能性与界限”,他通过阿古智子详细的案例解说理解了其中的“可能性”这一点,于是希望她能对“界限”加以更具体的说明。阿古智子首先承认,这是一个可以从各种层面思考的难题。若以她在旧“中野刑务所”正门保留运动中的经验为例,所谓“界限”就是给自己竖起墙壁,画地为牢,不去挑战它的意思。比如,当她和反对保留正门的人们往来时,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对方视作怪人,就会不知不觉地在对方和自己之间竖起一道隔墙。然而,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连谈话都不去发起这一点上。阿古智子认为,思考“界限”应该划到何处,又该如何跨越“界限”,像这样不断苦恼的过程,其实就是最好的学习。

问答环节结束后,石井刚引用中国近代作家鲁迅的“铁屋子”之喻回应了阿古智子在讲义开头提到的诗人之语。铁屋子里的人们昏睡着,这样下去所有人都难逃一死。但是,在昏睡中死去,或许比清醒地面临死亡更加幸福?接受墙壁与牢笼的“保护”,是不是更加舒适、更加安全?我们要如何建设民主主义,我们要追求什么,又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最后,石井刚指出,“深度学习”与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并无关系,而是始于我们的足下,并向阿古智子致以谢意,结束了这一次的讲义。

报告:张瀛子(EAA RA)  翻译:张瀛子(EAA RA)

 

反馈评论

这次讲义让我感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回避了生活中会遇到的难题(比如政治等),讨论这些话题才会成为禁忌似的事情,还产生了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的人,而这样的成年人又教育出了和他们相同的人。(文科三类、二年级)

日本一味地顾虑政治中立性与政治禁忌,不在教育现场与孩子们一起交流国内真实的政治话题,在我看来导致了日本年轻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和不理解。(文科三类、二年级)

我觉得“深度思考”这个习惯在日本不会轻易扎根,因为比起“深度思考”,采取某种明哲保身性质的行动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如果用语言描述“深度思考”之后带来的结果,我们会得到什么呢?(理科一类・二年级)

日本人有着即使不存在国家管控也会回避讨论的倾向,我觉得正是如此。……而且会举出诸如“孩子们会感到害怕”等感觉并无根据的理由,但是在我看来,孩子们并没有柔弱到这种程度。我们应该把孩子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另外,在战争的记忆这个问题上,一方面留下显示自己是被害者的遗产,另一方面却在消除反映对内压迫、对外侵略及掠夺的遗产,这种做法我认为极其危险。(文科二类・一年级)

这次讲义让我意识到,在日本,民主主义虽然在制度上是成立的,事实上却因为从众压力、政治及经济上的闭塞感等因素,没有充分建立起能够接受任何意见的自由、宽容的讨论空间。日本从根本上缺乏要从草根级别讨论像历史这样敏感议题的精神,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能够改变这样的现状的,我想就是“教育”吧。(文科二类・一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