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8日的第十一次学术前沿讲义由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铃木将久教授主讲，题目为“如何表征中国的农村？”铃木表示，“如何表征”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认识被表征的对象”的问题。 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近代文学，在面对作为一种“无声之声”的中国农村时，实践了什么样的表征方法？铃木列举了三个例子进行解读，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挑战不局限于中国文学这一范畴的普遍性思考。

首先，铃木选择了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鲁迅的代表作《故乡》作为解读对象。这部在日本也广为人知的小说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基于鲁迅的实际体验。那么，通过借助主人公“我”的口吻，鲁迅想要阐述什么？铃木分析了《故乡》中“我”的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被“杨二嫂”指摘试图偷走主人家碗碟的情节。有趣的是，在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平穷的农民不应该有盗窃行为，因此《故乡》的这一情节被解释为“杨二嫂”对“闰土”的栽赃。对此，铃木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真相究竟如何，“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上。农民“闰土”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作为叙述者的“我”是不知道的。“我”与农民“闰土”之间存在的隔阂在此显露了出来，而铃木接着讨论了鲁迅的另一部代表作《祝福》。在面对不幸的农村妇女“祥林嫂”的提问时，“我”虽然想作出她所期待的回答，却陷入了惊愕、不知所措的窘境。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在她的《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1988）中指出 ，拥有“说话”能力的人为无力发声的弱者代言，实质上是剥夺了后者自身的话语，是一种暴力行为。于是，铃木将《祝福》中“我”的不知所措解读为“我”在面对中国的“属下（subaltern）”时感受到的恐惧。当表征行为在本质上具有暴力性时，我们该如何进行表征？对于作为一种“无声之声”的中国农村，鲁迅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而铃木认为，鲁迅的答案可以从他的“希望哲学”中解读出来。鲁迅活跃在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时期，他的启蒙思想凭借《呐喊》中的“铁屋”比喻广为人知，而铃木认为，这个比喻具有与世俗的启蒙不一样的意味。通过解析鲁迅喜欢引用的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竹内好的鲁迅论等，铃木认为鲁迅在对表征的不可为感到绝望和颤栗后，不放弃陷入绝望的自己，在拒绝表征可行的幻想的同时继续进行表征，并将希望寄托其中——这，就是鲁迅式的“启蒙”。

接下来介绍的第二个例子与鲁迅完全不同，是共产主义革命中文学实践的成果。在这一超出日本人想象的历史实践中，作家柳青在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下创作了《创业史》。1959年完成第一部的《创业史》是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让农民们接受农业合作化的经过，柳青在其中实践了两种表征农民的方法。一是“深入生活”，掌握描写人物真情实感的能力；二是作者自身先变成农民，通过与农民交流改变自己，与共产党的“自我改造”相对应。《创业史》被认为以一定的说服力描写出了变化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农民形象，成功获得了高度评价。然而，铃木指出，这部作品所表征的“农民”是否真实固然是一个疑问，除此以外，部分别的评论认为，《创业史》最大的成就体现在没有接受合作化的“反面角色”上，这也说明了柳青的文学实践中存在的蹊跷，以及共产主义文学理论的难处。

在毛泽东的时代，即使是虚构，农民也是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与之相对，在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第一优先的国家建设中，中国的农村又是如何被认识的？铃木举出的第三个例子是当代中国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梁鸿在书中表明这部作品“不是启蒙者的视角”，意味着在后毛泽东时代，鲁迅式的问题再次复活。启蒙之后未必就有希望，但启蒙在中国农村不可不为。面对鲁迅留下的问题，梁鸿在《人民文学》新开设的“非虚构”栏目中进行了探索。根据《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产生源自于对传统文学范畴之外可能性的期许，是一种对新的文学书写（écriture）的尝试。铃木指出，这反过来证明了农村是以往的文学范畴无法表征的对象，而梁鸿最终选择了“人物自述”作为叙述方法。《中国在梁庄》的初版获得了好评，然而梁鸿在第二版增加了一篇长长的后记，坦白她对自己调查的可能性与有效性感到不安。即使与村里的人们朝夕相处，她梁鸿还是感到无法进入村民们的语言系统。梁鸿说她被农民们语言的丰富性所震撼，而铃木指出，这反映了出身农村却已成为城市里的大学老师的梁鸿与农民们之间存在的距离。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成为农民“说话”？在这里，柳青的困境再次浮现了出来。自认为是代无声“属下”发声的话语，是“属下”们的真实声音吗？铃木认为，这个问题将会一直存在下去。

在讲义的结尾，铃木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谈到了中国的有趣之处。鲁迅的思维态度在抽象层面上具有启发性，此外，如何把握与日本大不相同的中国历史，对日本人而言是一个挑战。与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不同的经验，可以带来针对自我的反思。中国的农村问题与日本并不相同，但如何表征“无声之声”的问题，存在于日本的冲绳问题、世代和大学问题等中。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无声之声”？装出一副已经了解的模样就可以了吗？铃木希望大家不要只把它视为中国的问题，而是将它化作反思自身问题的契机。

学生们的提问涉及到鲁迅《阿Q正传》中描写的农民形象、当代社交网路（SNS）是否有可能产生新的文学范畴等等，对此铃木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一进行了解答。问答环节过后，石井刚评论道，铃木教授的讲义与阿古智子教授的上一次讲义有相同之处，就是把虽然不会出现在媒体报道与数据之中、然而对于理解中国不可或缺的“无声之声”与“看不见的事物”表达了出来。能够倾听“无声之声”的只有文学，但这种倾听只能在有读者存在时成立。“鲁迅与梁鸿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自身的问题”，石井这样说道，并以此结束了这次的讲义。

报告：張  瀛子（EAA RA） 翻译：张 瀛子（EAA 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