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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7

EAA“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五次活动

2019年度秋季学期由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举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于2020年1月16日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赤门综合研究栋进行了第五次讨论。本次活动细读和比较了倪文尖和罗岗对于赵树理小说《邪不压正》的解读。

首先,王钦(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指出了两篇文章的不同问题意识:倪文尖的《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从当代读者、尤其是熟悉现代西方小说的读者对于文学的基本理解方式和解读策略出发,希望借助赵树理的文本来打开不同的文学表达方式和接受方式,从而批判性地反思“主体”“人物”“环境”等一系列用于解读文学文本的概念。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包括赵树理在内的“十七年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政治意义,才有可能以恰当的方式重新进入当今的历史语境,并且在与当代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的碰撞中,让人们对自身时代的历史性、尤其是与社会主义历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产生批判性的认识。与之相对,罗岗的《回到“事情”本身》则更强调赵树理《邪不压正》所探讨的核心议题,即通过三种时间标记的区别和相互关系——农历时间、民国时间、公元时间——呈现出农村社会的土地革命的正当性和经济问题背后的阶级斗争和政治主体性问题。


王钦同时指出,倪文尖和罗岗同时注意到“说理”的问题;不过,前者将这一问题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暴力”问题联系起来,而后者则更强调“理”与传统社会“习俗”的关系。在症候的意义上,罗岗的解读恰恰显示了赵树理的现实主义表征所包含的难题:一方面,“礼俗”在传统社会中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礼俗”的败坏则使得它仅仅成为社会不平等、剥削关系的手段。因此,在“说理”的层面上,“土改”所面对和回应的恰恰是“礼俗”的败坏而不是“礼俗”本身——那么,如何调和“新的伦理”和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若不充分,那么很有可能产生“回到传统”的替代性方案。

铃木将久(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认为,两位的文章都提到了竹内好的研究,不过竹内好的赵树理研究仅仅提供了一个切入口,仍然没有深入研究的手段,而这一点很好地被倪文尖的文章提出来了。读了两位的文章,能够很深地感受到:“社会史视野”强调回到历史现场,而倪文尖和罗岗则主要从当下的视点来阅读赵树理。但就算采取当下的视点,前者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就“礼俗社会”而言,重要的或许是当时农民和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提到了赵树理的语言问题,认为他有意识地进行了对方言的改造。如今读者的审美感受如果已经偏向西洋化,如果赵树理的文本——就像倪老师指出的那样——呈现出的是“大问题的小碎片”,那么怎么处理?另一方面,《邪不压正》或许难以全面反映土改政策的全貌,不仅南北农村差异很大,而且赵树理写作这一文本时是在1948年,可能需要将这一文本与当时其他关于土改的文本进行比较才能恰切把握它的历史意义。另外,时间的并置或许并非赵树理的独创,而且这一并置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很多文本之中。

裴亮(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指出,在对比两篇文章之后产生的疑问是;一方面,倪文尖指出,赵树理的文学是开放性的、带有传播性的;另一方面,罗岗则是在时间和事件、世道之间找到了非常好的关联。那么,这样一种精巧的文本设置所需要的文本细读,是否与口传的性质有所冲突?另一个问题涉及罗岗提到的“空间”问题。人物的“自然风景”式的属性在赵树理等作家的小说中隐退了,这使得赵树理文学与“五四”传统产生了区隔。通过不再描写“自然风景”,赵树理有意识地突显了时间的重要性。

王钦补充说,罗岗的解读很重要地突显出一个阅读经验上的张力:罗岗很好地勾画了《邪不压正》的三重时间结构,但需要达到对这一结构的认识,恰恰需要不断地重读和细读这一文本,换句话说,需要一种空间性的阅读。这一阅读经验或许与赵树理本人对于自身文学的规定有所冲突,即口传的、政策解读式的文学试图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打动农民听众,但听众未必能意识到小说中精巧的结构。因此,悖论性的是,究竟将赵树理的小说视作具有系统性、连贯性的文本,还是视作碎片性的文本,这是读者在阅读之前就需要做出的决断。

铃木认为,赵树理在1980年代的“纯文学”语境下很少得到关注,鲁迅在当时被关注也是因为他的“非政治”的文学。1990年代开始,研究者才逐渐关注赵树理,因此针对赵树理的某种“强阅读”也是在所难免。而竹内好的赵树理研究,对于当时的中国研究者而言,也对于反省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倪文尖和罗岗其实都借助赵树理讨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对此,裴亮也认为,竹内好首先重新评价茅盾,认为在茅盾那里文学和政治构成了很好的平衡;而在关注茅盾之后,竹内好立即开始关注赵树理。因此,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竹内好显然认为赵树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50年代,赵树理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到日本,而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也借助于赵树理的文学。因此,赵树理与当时日本的“国民文学论争”或许也有一定的关系。

王钦(EAA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