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EAA）共同举办的网络学术讨论会“疫情与危机时代的文学和思想”于2020年5月25日举行。
首先，EAA院长中岛隆博教授（东京大学）在开场白中提到，东京大学的新项目EAA是中国和日本大学之间的联合项目，双方一直一起从事学术活动，目前更应该一起努力为今后的新的学术话语创建条件，重新思考人的条件和关于社会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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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在题为“国家与个人：‘自我隔离期’的感受和思考”的报告中，将这次事件与2008年中国四川的地震联合起来讨论，指出2008年地震凸显的不是国家，而是社会（电视媒体、报刊、网络等等）；也标志着“漫长的90年代”的结束。与之相对，这次疫情呈现的是国家的重要作用：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网络的稳定，都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罗岗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内的基础建设，以及“互联网+”的建设，对于应对这次疫情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个人”和“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相通的关系。
接着发言的朱羽副教授（上海大学）作了题为“疫情所改变与无法改变的：从有限的我出发的随想”的报告。朱羽指出，针对这次疫情，左翼思想家的发言被认为并不出色，反而更重要的是基础建设；在更客观的、非个人的层面上的机制运作的建设，和人文学话语是什么关系？例如，阿甘本对于生命的批判性观念指出，人不能仅仅活着；韩炳哲（Byung-Chul Han）也指出，如果生命等于活着，那人和病毒就无异了。朱羽认为，左翼思想家强调的是，如何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他们不渴望“恢复”，而渴望从这里看到社会改变的契机。疫情打断的是消费资本主义的常态，但它能凸显国家机制的运作。
倪文尖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我怎么无话可说：疫情、舆情与心情”。倪文尖认为，我们需要将在中国的疫情分为几个阶段。此外，倪文尖指出，共和国认同和政治认同是不可放弃的，但在国内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医生和老百姓的自觉配合，是共和国最可贵的力量。国内的应对最初是有缺陷的，但后期的应对方式还是表现出了中国的体制性优势。同时，倪文尖还指出，疫情导致左翼的处境将更为艰难，更难发出有效的声音。目前需要的是鲁迅所谓的“横站”的姿态，左翼还是不能放弃普遍性。而且，普遍性应该是经过斗争的普遍性。
panel 2
第二场讨论以石井刚教授（东京大学）的报告开始。石井刚在题为“疫病的历史叙写与无情的抗疫”的报告中指出，如何表达疫情的恐惧和焦虑，如何与其他人分享这种感受，只能通过书写来进行。借助“情”的力量来书写，或许符合屈原所谓“发愤以抒情”；不过，屈原的“情”不仅是“感情”，而更是“情实”，即真实的情况。石井问道，在“自我封锁”的时间里，我们的“情”在何处？通过Alfred Crosby的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等文本，石井强调指出，国际性流行病奇特地难以被记录和记忆。并且，目前经济上有条件的国家可以控制疫情的发展，而很多贫困国家则未必。越是弱小的国家，越是需要面临真正的疫情。然而，在预防疾病病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要考虑的问题呢？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需要回答：我们的“情”在哪里？
朱康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发言围绕英语“Isolation”一词展开了语言游戏，将它解释为“自我、气溶胶、孤独与团结”。朱康提到，在自我隔离期间，自己和女儿形成了“家庭团结”的状态；疫情作为事件和危机，在个人、经济和政治上为国家带来了紧急状态。通过卢梭《忏悔录》，朱康指出，卢梭把检疫所当成他自己的岛屿，而“岛屿”一词正是“isolation”一词的词源。“检疫”是时间装置（14天），而“隔离”则是一个空间装置，两者都确立于14世纪，也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维度。“Isolation”既可以指向群体的隔离，也可以作为检疫的后果，即个体隔离；它渗透到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朱康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医院里接受的检疫，不过是现代性的制度性隔离的一次显现。我们早已经被隔离成为一个岛屿，我们在现代性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就是岛屿化的生命。最后，朱康引用德里达的话说：没有世界，只有孤岛。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漂浮在气溶胶（sol）里的岛屿。通过从隔离中隔离出来，我们才能找到抵抗隔离的方式，找到孤独与团结的关联。
然后，铃木将久教授（东京大学）作了题为“疫情之下重读鲁迅”的报告。铃木以鲁迅1927年大革命时期写下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为例，指出鲁迅表面上主张文学无用，但实际上，如竹内好所说，因为自觉到文学对于政治的无力，文学才有力量。同时，铃木提到了《祝福》中祥林嫂提出的三个问题，认为这是鲁迅小说中最重要场面之一：一方面，它表达了知识分子面对祥林嫂的困惑，甚至表达了鲁迅对于启蒙知识分子的批评；另一方面，它表现了叙事者自觉到自己无力的心理过程。祥林嫂有自己的实在世界，但叙事者却无法进入也无法理解这个世界。铃木强调，叙事者正是触及祥林嫂关于“死亡”的问题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与之相对，《无常》表现了作者小时候与祥林嫂共享着同一个世界。换言之，鲁迅一方面认识到启蒙的边界，另一方面，祥林嫂的世界其实并不完全陌生，而是与自己有着潜在的关联。目前疫情中荒唐无稽的死亡，或许也对应着鲁迅对于“无常”和“科学”的思索。
panel 3
毛尖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在以“基层治理和疫情政治：以标语和惩罚为中心”为题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标语往往诉诸个体，英国的标语则诉诸“邻人”话语，而中国则强调“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带有强烈的敌我色彩，遵循了革命语法。毛尖认为，在国家、社会、个体层面上，中国最终成功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口号和形象，相当程度上提升了人们对于医护的认识；而在基层社区的层次上，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传统。总起来看，这种基层治理方式是中国特有、且非常有效的方式。毛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主流话语也不断诉诸党员形象；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经验，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毛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种敌我关系是否会被普遍化？疫情的人民战争是否可能重建政党的代表性？左翼政治是否还可能？
最后，林凌研究员（复旦大学）作了以“政治与舆论：疫情背景下的思考”为题的报告。林凌认为，疫情让我们对政治展开重新思考，即“规模”应该成为思考政治的关键词之一：权力的集中、权威的确立、统一性、民众的支持，等等。此外，林凌指出，舆论宣传也需要重新得到思考：真正的“宣传”也许在标语口号出现之前就形成了，“宣传”是诉诸感性和情感的信任。最后，林凌提出了“文明的颠倒”：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西方的朴素直觉上的变化，而这一角度还没有被充分探讨。
在讨论环节，罗岗提到，这次的抗议口号从“大国抗疫”转变为“人民战争”，这两个概念对于研究中国疫情话语是值得研究的。这次疫情之后，在生态的意义上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层次来思考人和环境的关系；同时，既有的政治、既有的人类组织形式，尤其是左翼理论，如何应对新的挑战？中岛则指出，阿甘本也提到“人民”一词：人民的健康应该是至高的法律。我们面对的正是“健康化”过程和“去政治化”过程，即人民并不在场，而只是被代表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思考“人民”的表象？是否可能提出新的“人民”表象？石井补充道，日本也有论者从“群众路线”角度来论述中国的防疫政策；目前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思考今后有效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群众路线”的世界史意义应该如何表述？
报告：王钦（EAA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