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周五)，2022年春学期学术前沿讲座“30年后的世界——何谓‘共生’”（「30年後の世界へ――『共生』を問う」）的第六回以线上线下并行的方式举行。本次讲座我们迎来了艺文书院院长中岛隆博教授，中岛教授以“如何用英语翻译‘共生’？”这一追问开始这今天的报告：“共生与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

在对“共生”概念的思想史考察中，中岛教授由其对两种“共生”抱有警惕——东亚传统意义上的生物政治学和现代意义下的极权主义。

根植于大正生命主义的“共生”可以看做生物政治学的代表，它强调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中岛教授举出后期军国主义者要求冲绳人民“共生共死”的历史悲剧为例，指出这种意义上的“共生”不仅只是某种特定形态的“生”，还包含着扼杀其他形态的生命之可能。

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在新冠危机蔓延的当下，越来越多的被学者所关注。然而相对于阿甘本等人依然在既有的范式下批评政府权力的扩大，中岛教授认为今天真正深刻的危机并非是一个生杀予夺的强权政府，反而是私人领域无限蔓延下的去社会化、去政治化危机。因此针对阿甘版提出的、形容利维坦下人民不在场的“ademia”（仅仅作为被代表的存在），中岛教授提出了“pandemia”一词（即人民不再以被代表的方式，而是自我直接显现）以此呼吁新的“共生”和普遍性。

新冠病毒的蔓延与今天民主政治受到的巨大冲击是深刻关联的，即便如此，中岛教授却有意使用“pandemia”（其形容词即pandemic——疾病的大流行）这一容易招致误解和非难的词汇，其用意何在呢？笔者认为，中岛教授依然是要为因“pandemic”而陷入危机的民主政治寻找一条出路。中岛教授认为，“pan·democracy”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机遇，让我们可以反思早已显露弊病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普遍性”、对科学技术的不信任，进而思考新的普遍性，重新定义何以为人，并提出新的人类共生的形式。作为这种新道路的设想，中岛教授高度评价了日本僧侣“高尚的贫困”的禅修生活和中国传统的礼乐精神，呼吁以重视情操陶冶和精神人格的“personality”取代以所有权为中心的“private”，以共同成就（Co-becoming）意义上的“共生”取代仅仅作为生存意义上的共生 （Co-living）。中岛教授的这一表述十分富有启发性，也引起笔者进一步追问的兴趣，即Co-becoming是否需要一定程度的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似乎与中岛教授强调的personality相互抵牾，但举目下的新冠对策为例，主张放开管控以保证自由的人和支持管控隔离以保证生命健康的人，应如何共同成就呢？

報告：佟 欣妍（EAA 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