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会议从上午开始，第四组会由国学院大学的施陆（Erik Schicketanz）副教授主持。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田水晶（Daniela Campo）副教授就其展开的新课题“民国时期的佛教仪式与国家”发表。她认为，掌握佛教徒与新民族国家之间关系如何从帝制晚期、民国时期的不同阶段演变到毛泽东时期，并最终确定中国佛教徒在现代中国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迈阿密大学的芮哲（Justin Ritzinger）教授重新审视了太虚法师西方之行的意义。他指出，先行研究缺少国家视角的全方面分析。太虚的西方之行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涉及众多参与者（中国人和外国人、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国家和非国家）的合作和努力。从社会行动和互动的角度来看，太虚的西方之行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宗教使命，而应被理解为外交使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谷岚（Fabienne Jagou）副教授探讨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大师如何参与民国时期的国家建设进程，促进藏传佛教在汉传佛教界的发展。其强调，每一位大师为了维护藏传佛教的传统和自己的财产，都努力适应政府政策并寻求政治家的支持。

      第五组会由汲喆教授主持。南京大学的邵佳德副教授以圆瑛法师在战时的蒙难始末和政治立场为切入点，展现了近代佛教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与太虚相比，圆瑛更坚持从佛教本位出发，虽然受到过质疑、猜忌甚至打压，但最终能够保持宗教家的本色，在与时代政治洪流的“周旋”日益成熟，在不同时期均带领中国佛教向前。会稽山高等佛学研究院的道悟副院长分享了闽南佛学院在民国僧教育的反战思潮中的作用。他关注闽南佛学院发起人之一瑞今的言论，特别是1936年前后的学潮事件，认为其可以代表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界从轰轰烈烈的办学风潮转向思索佛教现状的过程。施陆副教授的报告主题是抗战时期的五台山。他指出，五台山是争夺华北的战略要地，其不仅在政治战略，还在文化和宗教（即权力的文化纽带）层面上有重要意义。

      会议于下午17:00闭幕，陈继东教授总结了两天会议的成果。各位学者的发表或者通过人物、组织、礼仪，或者通过跨问题、概念史的视角，为研究近代国家和佛教的关系提供了多样和崭新的方向。本次研讨会不仅为学者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平台，也推动了对近现代中国佛教在历史与文化中角色的深刻思考和理解。非常期待本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出版。

供稿：黄霄龙（EAA特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