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9日至20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举办了国际研讨会“近现代中国佛教与民族国家”，旨在探讨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演变和重建过程，通过 “现代中国佛教与国家”“现代中国佛教与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佛教与世界”三个主题，关注中国佛教在政治、宗教、国家认同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响应与转变。来自日本、中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首日会议于7月19日上午开始，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马场纪寿教授和柳干康副教授致开幕辞。

      第一组会由青山学院大学陈继东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的湛如教授因病未能到场参会，其学生马熙代读论文。论文以传印法师1981年至1983年的赴日留学为切入点，评价《中国佛教与日本净土宗》的成果在于强调了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主导性影响，突出了中国净土宗对日本净土宗的主导性作用，以及中国净土宗祖师善导大师在日本净土宗至为崇高的宗祖地位，并客观地介绍了日本净土宗的概貌，详实地描述了日本净土宗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随后中山大学的龚隽教授在近代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语境中详细探讨了太虚（1890-1947）的政教关系思想。他指出，中国佛教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教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强调佛教与政治之依赖性，“沙门不敬王者”强调僧伽不应涉足政治。太虚与欧阳竟无代表着这两种学说，我们需要在具体语境中进行更细密的思想史讨论。

      下午继续进行第二、三组会，第二组会由柳副教授主持。青山学院大学的陈继东教授探讨铃木大拙在20世纪初的访中和撰述《中华佛教印象记》的背景，从对“中国佛教堕落论”之批判，以及中国佛教民族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铃木的思想。陈教授指出，铃木大拙的中国佛教观绝不是站在中国佛教的立场上，而是揭示中国佛教作为佛教在历史和现实上的局限性，质疑中国佛教的东亚普遍性，同时也追问中国佛教徒是否对此自知。北京大学的王颂教授探讨了近代中国制度儒学与应用佛学的问题。他指出，尽管制度儒学和应用佛学都有建设制度的冲动，但他们实际上只成为了旧制度的破坏者，而未能成为新制度的创建者；尽管他们都倡言对传统的继承和阐发，但实际上成为了传统的终结者而不是复兴者。由于未能从实践层面探索出与现代科学、现代政治运作手段、现代历史发展的大势相契合的方法，制度儒学和应用佛学的主张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其影响力在他们身后也迅速削减。麦吉尔大学的融道副教授就民国佛教教育与公民观的形成发表报告，探讨了中国佛教徒如何通过将现有关于法律权利、政治参与和公民义务话语的各个方面与对佛教救赎论的重新解释相结合，以产生一种牢固植根于佛教语言的民族认同，从而塑造出一种独特的公民身份形式。

      第三组会由王颂教授主持。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的汲喆教授从政教互动的制度化视角探讨了20世纪的全国性佛教协会。作为现代中国佛教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全国性的佛教会的产生背景在于庙产兴学、“宗教”概念的发明和现代政党社团提供的新组织模式。这一新型机构从1912年出现以来，经过各种波折，致力于在宗教和司法的双重意义上建构出中国佛教的集体人格和官方形象。后来，1953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成为了政教互动的最主要的制度化沟通管道。武汉大学的沈庭副教授从近代亚洲佛教之间的交流，以及知识生产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学术发展中的“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之区分，近代日本佛教中的“大乘佛教”认知，近代中国佛教对锡兰佛教的界定等问题。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及全球化进程，佛教学者、居士精英和护教僧侣之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跨国交流日益增多，这推进了佛教知识世界的概念化进程，形成了新的佛教词汇、概念和范畴，影响着人们对佛教的历史与现状的想象和认知。

供稿：黄霄龙（EAA特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