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我有幸受到马来西亚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中国思想史学专家魏月萍教授的邀请，参加了一次线上对谈活动。与我一同谈话的是台湾大学文学研究专家高嘉謙教授。华语语系文学选集《华夷风》正是他与哈佛大学的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教授共同编集的。由魏月萍教授创刊的线上学术刊物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第一期刊登了拙稿《华语语系哲学作为世界哲学：方法论刍议》，促使本次对谈得以实现。这篇论文基于2019年3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EAA项目启动会议中所做的学术报告，对之进行修改增补而成。华语语系Sinophone这一词，是为了能够确切捕捉华语的全球性扩散现象，以英语语系(Anglophone)以及法语语系(Francophone)的名称为范所创造出的方法论术语。在这里，离开故土之后(此处“故土”一词并不仅限于对于海外移民而言的中国。中国有着辽阔的土地，同样被视为“中国话”的语言内部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声音多样性)，语言和认同两方面“去领域化”的经历本身将会激发文学的想象力。虽然共享着同一种书面文字系统，但所经验的语音却呈现多样性。声音的多样性会导致种种摩擦与焦虑，于是，发出声音的主体与被发出来的声音之间的疏隔将构成主题。

在马来西亚，华裔族群大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说来惭愧, 我是在对他们的历史缺乏基本知识的情况下参加的本次对谈。在会上了解到，他们作为马来西亚社会的少数群体，对于华语语系这一概念抱有着某种矛盾心情。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首倡者史书美（Shu-mei Shih，UCLA）将分散在东南亚地区的华语语系话者视为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后裔。然而，这种提法很容易引起当事者们的困惑甚至反感。不仅是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似乎也迎来了这种复杂纠葛的情绪。据说，这些地区如今和中国加强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与此同时，也在积极顺应以英语为中心的全球化趋势，使得华语使用者的边缘化进程极速加快。

    我提出的是与华语语系文学不同的，有关于华语语系哲学可能性的议题。通过华语语系这一媒介，我们或许能够发现在多样的声音背后各自不同的单独性，并由此能让每一个单独的存在基于“做哲学”的人类共性寻求某种普遍性。但这并不是说要朝着汉字的共通性所代表的某种特定的文化中心去追求这种普遍性，而是我们只有透过汉字的共通性所显现出来的文字与概念以及其互译之多样性，才能够走向有别于现代建构的，另外一种普遍性。这是我所表达的微意。我随后举出了空海的例子。空海在体现世界主义的唐都长安学习了佛教，其生平十分具有华语语系特征。当然，华语语系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无关乎语言使用者自我认同的语言实践。我是想将华语语系从身份认同的政治分离开来，才尝试了这样的讨论的。

    但是，当地师生们真挚而热切的回应和提问让我意识到，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仍然是认同的问题。无论是世界哲学还是世界文学，都要将各地的众多哲学话语和文学作品从自我认同（尤其是国民认同）剥离开来。但是实际上对于他们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去建立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自我认同的语言和文学以及哲学的可能性或者困境。

    那么，我应该如何去面对这种立场的不同呢？尤其是在像新加坡这样的经济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语言和文化的问题马上会被转化成技术和身体的问题。由于面对丧失语言的危机而产生的焦虑会直接归结为身体性的危机。这种焦虑感在讨论的过程中若隐若显地被与会者表达了出来。我自身的答案自然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应当将华语语系作为平台，从自己的身体出发去再度构想世界，并无他途。

    正如水村美苗所说（『日本語が亡びるとき』《当日语灭亡之时》），也许日语也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濒临着危机。这是一个相当真切的问题。这项危机可以说也同样存在于华语语系的内部。对“华语语系”这一称谓，有论者加以批判说，华语就是华语，加上“语系”这一后缀实为画蛇添足之举。但是“华语语系”这一概念正为了揭示“华语”内部以及其周边的声音的多样性而存在，因此，这种批判本身就已经佐证了华语语系使用者在现实中正在失去其声音及身体的多样性。正因如此，我更加希望去积极地参与到华语语系的话语空间。相信此举同时也会联系到如何丰富我自己参与其中的日语世界的问题。

还未曾造访过的东南亚。以此次的讨论为契机，我期待将来有一天能够真正踏上那片土地，并接触当地人的实际生活。

報告：石井剛（EAA副院長）、翻译：朝倉 智心